时隔一个星期，我又一次来到了玉树。民主路两边已是鳞次栉比的小摊点，卖一些日用品和吃食。丁字路口的废墟已经被移除得干干净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街头已经看不见多少绛红色的袈裟以及记者的身影了。那些轰轰烈烈的故事已经落幕，大家都在寻思着什么时候下撤。
搭车来到赛马场，这个最大的灾民安置点。孩子们在一处废弃的鲜黄的铁架子上攀来爬去，离地数米之上，动作娴熟的很，让人看得却有些心惊。不远处是一片看台，摆满了酥油灯。天还大亮，灯光显得很弱小。看台下面是四川雅青寺的几名喇嘛用铁锅把酥油融化。藏民们站在一边，等着喇嘛把融化的酥油倒进他们的水壶，他们再拎着去浇灌看台上的盏盏酥油灯。不远处是另一个喇嘛不停地往火堆里撒青稞和糖。“让他们能吃好。”一个喇嘛如是说。
天色渐暗，来点酥油灯的人越来越多，看台上腾起一片暖色。有的人一边点灯，还一边默念着佛教的箴言。瞬间，这里充满了仪式感。
看着眼前这些跳动的火光，闻着氲漫开的酥油香，忽然很想向他们借一个火把，点一盏酥油灯，为那些逝去的亲人祈祷。可转念一想，现在藏民们更需要为他们的亲人祈福，我还是在心底祈祷吧。
看台的最下层聚起了些喇嘛，铜铃声声，经文袅袅，夜晚降临。远处，帐篷城一片静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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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在位于西宁的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达哇昂布为妻子更拉整理衣服，更拉则看着女儿卓玛嘎措在床前玩耍。
4月23日，在位于西宁的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达哇昂布紧紧按住癫痫发作的妻子更拉，女儿卓玛嘎措站在床边，看着父母，不知所措。这已经是地震之后，更拉的第二次发作。
40岁的达哇昂布是玉树州称多县清水河小学的一名藏文老师。4月10日，为了给两岁半的女儿卓玛嘎措看病，他带着妻女住进了玉树州民族宾馆。4月14日凌晨5点多，达哇昂布突然感觉到房间一阵震颤，他下意识地抱起女儿冲出宾馆，回头一看，发现妻子没有出来。当他再次冲进房间时，怀有4个月身孕的妻子更拉早已摔在了地上。她告诉丈夫自己的肚子有些疼，估计是从床上摔下来时碰到了床边的桌子。1个多小时后，当达哇昂布一家人还站在民族宾馆前的路上时，7.1级地震发生了，民族宾馆顷刻成为一片废墟。
当天下午，达哇昂布就带着妻女回到称多县，在当地医院里待了3天，妻子依然腹痛难忍。随后，他们全家又来到玉树县医院，来自汶川的医生告诉他，必须赶紧去西宁治疗。18日，他们搭乘飞机来到西宁，住进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3天之后，35岁的更拉不幸流产。
目前，更拉仍需在医院休养，地震之后出现的癫痫症状也成了丈夫的心病。达哇昂布对记者说，他不想再要小孩，“太难了，（妻子流产）整了两天，（她）太疼了！一个小孩不也挺好。”这时，小姑娘卓玛嘎措站在母亲床边，用手抠着记者给她的果冻往嘴里送。但愿这颗“吉祥的星星”（卓玛嘎措的藏语意）能带给这个家庭永远的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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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病房里采访达哇昂布一家时，第一次见到了癫痫发作的病人。更拉哭着、叫喊着、进而口吐白沫、浑身抽搐、无法控制自己。丈夫用卫生纸擦掉了妻子嘴角的白沫，一边对我们说，“对不起，请出去吧。”他没有发火，只是紧紧按着妻子，不让她乱动，并告诉我们，这是心脏病。期间，更拉摔到床下，我赶紧上前帮着把她抬到床上、压着她的腿。我能真切地感觉到她体内蕴含的紧绷的力量，像是某种怨言，一股脑地通过双手，灌进我的大脑。等大夫进来给她打镇定针时，我才不知所措地走出病房，坐在墙边的椅子上，眼泪一下溢了出来。我知道，更拉的这次发作，应该和我的存在有关，是我的问题勾起了她的伤心事。在发作前，他的丈夫在给我写他的通信地址，我好把照片寄给他们。夫妇间似乎有争论，接着更拉就开始哭泣。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邪恶的。对于这样一个遭受了痛苦和打击的家庭，追问、细节等等，已经无关紧要。他们唯一需要的，就是宁静和尽快恢复的健康。采访期间，隆务寺的嘉仓活佛进来给了他们60元善款。我看到他们双手合十，低头接受活佛的抚慰，虔诚而幸福。
愿佛宽恕我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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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四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的戏，确切地说是一个家庭与小三儿的故事。马通，一个失意的建筑设计师，以设计马桶养家糊口，与妻子钟大夫结婚5年，婚姻渐渐出现问题，“已经不痒，而是疼了”。马通在一次展会上结识了做纸巾销售的陶乐斯，随即与纯情的她开始了地下情。一年之后的圣诞节，钟大夫上大夜班，陶乐斯为了让马通“睡一个安心觉”，提议去他家幽会。谁想钟大夫半道杀了回来，陶乐斯慌乱之中躲到了阳台上，构成陶乐斯三面性格的白、红、蓝起了争执，认为不能再躲了，于是想象出三种直面钟大夫的方式，结果一一失败。最终，现实生活是，妻子为了陪丈夫过一个圣诞节而特意请假回来，同时也带回了怀孕的消息。丈夫没有拒绝这个孩子，夫妻去二人初次约会的餐厅吃饭庆祝，将小三儿留在了阳台上。
剧中比较有意思的是用三个不同的角色对应小三儿陶乐斯性格中的三个方面，白色代表淘气、任性、纯情（陶），红色代表快乐、欲望（乐），蓝色则代表思考、理性（斯）。蓝色把钟大夫想象成一个毫无生活情趣、为了几毛钱菜价的涨跌而斤斤计较的家庭主妇；白色把她想象成一个充满怨气并将这种怨气充盈在家庭生活空间中的怨妇；红色则把她想象成一个已经发现婚姻生活出现问题却又逃避、不去解决的外强中干的职业女性。编剧用这三种典型情境展现了处于失败的婚姻生活中的三类女性。但最终的现实是，钟大夫是一个体贴丈夫，懂得点小浪漫的女性，只不过因为她的丈夫在日复一日中渐渐忽略了那些优秀而美好的东西，致使婚姻生活开始空洞、乏味、变质。
丈夫马通经历了怦然心动、激情四射和危机四伏之后，在一个小生命面前，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荒谬，最终回归家庭。这看似是一个完满的结局，但何尝不是一个危险的伏笔？因为他的回归，归结于这个孩子，源于一种责任感，但并未填补他与妻子之间逐渐丧失的一些东西。谁也无法保证，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是否还会有另一个陶乐斯出现。除了道德和责任铸造的基石之外，应该要有蔓延于石缝之间的被新鲜、有趣、浪漫等等形容词修饰的生活细节作为藤蔓，才能将家庭生活牢牢地维系住、营造好。婚姻是爱情的坟场，有时候不是因为现实的无奈，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忽视和放弃。
四个女人的对峙。
作为怨妇出现的钟大夫。
作为平庸家庭主妇出现的钟大夫。
结尾出现的真实的钟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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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阴霾的春日周末，北京东三环CBD区的世纪剧院外，票贩子沿路向每一个匆匆赶来的人兜售着门票。院子里散站着一些戴礼帽的人，还有一些发型独特的青年，要么在和票贩子讨价还价，要么用手机联系着某个能弄到票的朋友。再过一个小时，剧院里将挤满上千名左小祖咒的歌迷，和他们的“老板”度过一个狂欢之夜。这是左小祖咒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距离他出道已有17年。
在剧院的一侧，后台入口处的一个小玻璃房子里，左小祖咒和朋友们燃起香，轮流向某个未知的神明祭拜。旁边的一个票贩子凑过来好奇地问：“哥们儿，哪个是左小祖咒？”我指指站在窗边向外漠然张望的黑衣男人。几个乐迷则在一边抓紧时间隔着窗子拍照。左小祖咒安静地站了一会儿，随即冲我们挥挥手，示意不想再被拍了，眼睛依然看着地上。
后台没有太过忙碌的景象，毕竟这不是刘德华的演唱会，需要准备很多装束、服饰和不停地化妆。左小祖咒躲在靠近舞台的一间狭小房间里，和衣蜷缩在沙发上，“对不起，我需要休息。”他平淡地拒绝了我和他分享开演前的这一个小时的想法。过道里最忙的是小莉，也就是左小祖咒的妻子和经纪人，不停地打电话和接电话，给朋友、媒体送票和工作证。看着她淡紫色的丝袜和高跟鞋，我有点怀疑那首《小莉》到底是不是为她而作。过道一侧贴着两位嘉宾“陈珊妮”和“曾轶可”名签的房间门一直紧闭着。
7点15分，剧院的负责人一边问着“左老师在哪”，一边张罗着大家各就各位。左小祖咒从房间里出来，还是那标志性的黑西装黑礼帽，与乐队成员一起加了加油，群情激昂。演出要开始了。
台下早已坐满了人，一些心急的歌迷开始呼唤左小祖咒的名字。三声钟后，音乐响起，台下开始沸腾，尽管这时观众们所能看到的，还只有黑黑的幕布。左小祖咒站在幕后，像近距离面对一个人唱歌一样，不急不躁。听他后来说，他用幕布后的这两首歌达到了该有的状态。
新老歌曲一首首响起，舞台的背景是不断变换的多媒体动画，暧昧地与音乐应和着。左小祖咒支楞在舞台上，除了偶尔抬一抬手、双臂像风火轮一样抡几圈或者几下变形的霹雳舞腿部动作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舞台表演而言，也许这就是他的台风，尴尬得就像他那身穿在T-shirt外的崭新西装。左小祖咒的嗓音是令人沮丧的，即使他在国外的近亲Lou Reed的嗓音也要比他更有磁性一些。他先用歌声消解了流行的可能，拒人千里之外。如果换上黄耀明来唱他的歌，保证很多都能大红大紫。但有意思的是，就是凭着这样的唱腔，左小祖咒越来越流行了。
唱到《阿丝玛》时，我有点替他担心，四十岁的左大爷还能像十几年前那样展示他啼血的高音吗？事实证明，他撑了下来，但歌声中已经没有了那种撕心裂肺的神经质、那曾经令一个少年肾上腺激素极速分泌想要从楼顶跳下去的冲动。他四平八稳了，也许可以称之为从容。
演唱会在民谣式的温文尔雅中结束，左小祖咒提前摘下了宽边白框眼镜，不少女歌迷争着上来为“老板”献花，一睹真容。就像所有成功的演出一样，全体人员谢幕许久之后，大幕在欢呼和不舍中慢慢落下。
后台的工作间外已经有一些歌迷等着进来合影签名了。左小祖咒和朋友闲聊了几句，起身来到门口，从一个穿着棕色羽绒服的老人手中抱过一个小女孩，一边用方言说：“妈也来了。听得睡着了吧？”眼前的这位老人就像所有本分的劳动人民一样，看着儿子被1700名观众所爱戴，笑得合不拢嘴，但又不知如何表达她的祝贺。小女儿在爸爸怀里有点手足无措，陪着他拍了几张照片，就去找妈妈了。之后就是男歌迷、女歌迷、朋友、朋友的朋友，拍照，签名，拥抱，相约改天一起吃饭。
左小祖咒随后来到自己的休息间，几个人坐在沙发上，和他聊着演唱会的反响。“我还没有吃饭，怕打嗝，会唱不好。”他靠在墙边，抽着烟对我说。“什么时候办下一场？”我问。“我相信不会太久。一些人觉得这种（演唱会）不好搞，但现在结果不错，应该马上会有人来（找我）做。”他很有信心地说。“你们看到韩寒了吗？”他转头问。大家似乎都没看见。“他是‘自己人’。”左小祖咒说完，深深地吸了口烟。
从后台出来前，我瞥了一眼工作间，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只有一个女歌迷送的礼物还留在那，兀自发着光。我想，它应该会在第二天一早被剧院的清洁工收拾起来，丢在某个角落。
注：更多演出照片请移步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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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着阳光和新鲜空气，把儿子送回了妻的汕头老家。闲待几日，偶尔上街时，拿着Canon G10小数码相机拍了些街头风物。汕头是蛮有意思的小城市，街道窄窄，各种街边店铺鳞次栉比，生活便利自不必说，是王军老师心目中的理想城市形态。表面看来旧旧，其实蕴藏着无尽能量，但貌似仅限于经济、商业方面的，至于其他方面的，倒不好说。
岳丈家有个露台，种满花草树木。阴雨即来的下午，站在那些绿色的周围，深深吸一口潮湿的空气，清凉惬意，时时有回到儿时的错觉。一如晚上陪着妻在其母校后门外饕餮街边小吃时，一抬头，坐在面前的仿佛是那个从未改变过的高中女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