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生活盲目得像北京冬晨的霾，只依稀辨得出轮廓，却无法触摸它真实的细节。能像今早这样澄澈，需要条件。比如，风。
脑海中还会时不时想起些片段，记下吧，免得终被遗忘。
一位朋友直率地对我说，你的照片选题感、形式感挺强，但若要放到自我表达的层面来看，还有些勉强。说得不错。受过新闻学教育的训练，有过做记者的经历，就很容易从选题、立意、背景等等出发，看到一些宏大。但这些果真于“我”有意义而不仅仅是于“你们”、于“他们”有意义？这倒未必。于是，一个选题，操作一段时间就会发现没有了继续下去的“动力”，想要放弃，甚至会为了继续下去而用那些宏大意义之类的东西去说服自己，让自己成了“意义”的人质，照片干瘪而无生命的质感，人也变得痛苦。能够真正实现自我表达的“选题”，一定是那个你对其常有热情、常能发现兴趣点、常能有诉说欲望的主题，它必是你生命中的某个核。那么，这个“核”又何尝不是某种宏大、主旨和意义？是的，但它在作品中不是那么明显、外露、控制欲强，它若隐若现、渗透在照片里。
一位摄影界的老前辈谈到图片编辑与摄影师的关系：摄影师就像一群羊，他们只知道吃草；而图片编辑应该是牧羊人，他知晓如何将这群羊从贫瘠之地带至水草丰美之处，他知道沿途的艰险并且能带着羊儿顺利地穿越这些险地。很多时候，羊犯下的错误，其实是牧羊人的过失。很羡慕他所说的这种关系，但现实之中，这种牧羊人少之又少。
听马格南摄影师Susan Meiselas的讲座，她展示了两种影像与历史发生关系的方式。一种是如《Nicaragua》这样，前后历时25年，她的作品逐渐成了当地历史的一部分，同时，影像也在或多或少地影响历史的发展（当然，这并不是作者的本意）。另一种是如《Kurdistan》这样，影像只是从旁记录历史，作为历史发展的证据；既然是证据，那么就不必考虑照片究竟是谁来拍的，只要它具有细节的质感，因此书中还有很多她搜集的历史上其他人拍摄的有关库尔德人的照片。她的核心目的是，摄影师不应只是拍摄照片，从你的拍摄对象那取走一些照片，更重要的是，这些照片如何“回到”它们的诞生之处，并对与之相关的人产生意义。她在Nicaragua拍摄的那个扔燃烧瓶的年轻士兵的影像，上了征兵的宣传海报，也被反对派所用，甚至被印刷在火柴盒上……尽管这些都不是摄影师所能预想到的，但它确实成为了那场运动/战事的icon，也切切实实地对那段历史产生了一定影响。数十年后，她将一些照片制作成大幅展板，树立在曾经的拍摄之地。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已经不知道这些地点的含义了，但对于曾经经历过那段时光的人来说，这些照片，就像一座座纪念碑，默默诉说着曾经发生过的一切。25年后，她重回故地，拿着那个年轻人的照片，想要找到他。于是，那张照片的旁边，有了很多可能认识他的人对他近况的描述。这些文字和照片一起成为寻找的线索，直至最终找到他，一个抱着女儿的中年男人。两张照片对比，令人唏嘘。历史的空间也就在这两张时间的切片之中倏然形成。
昨晚在香山一间小民居里喝茶，旧友新朋围坐一处，有松子和着木炭烧的火煮的井水，有来自台湾的乌龙茶和瓷茶盏，有身着长袍汉服的专业茶师的好手艺……古琴声声，齿间流芳，屋中温暖，窗外则是难得一见的星星。不关心摄影，只关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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