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一些照片

匆匆一年,拍了不少照片,但有很多都不再能被我记起,有些也不值得记住。倒是有几张照片,留存在自己心里,总会在某个时刻想起。它们成为我个人对于2016年的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春运中的父亲》
2016年1月24日,在铁路北京站,一名父亲抱着孩子准备进站上车,他们的身影映在附近的玻璃上。2016年,大约有29亿人次在春运中出行。


《少先队员》
2016年9月1日,在北京一所小学的开学典礼上,一些获奖学生在后台等待领奖。
《水族馆里的穆斯林女性》
2016年10月6日,在广东珠海市长隆海洋王国的一个水族馆,一名穆斯林女性站在一个水族箱的大玻璃墙前整理头巾,一名潜水员在水中挠了挠头。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穆斯林从中国的西北部迁徙到了东南部省份生活。

《餐馆里的“领导人”》
2016年10月27日,北京一家餐馆的墙上挂着毛泽东的画像,电视里正播出习近平的相关新闻。

《霾罩京城》
2016年12月20日,北京被雾霾笼罩,从景山公园向北望去,中式古典建筑只留下隐约身影。中国目前依然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

未能绽放的花朵

这是一组令人悲伤的照片。它们源于一个尚在拍摄的更大的专题。当看到这些孩子的时候,我认为自己应该把这个题目做完、做好,也许能给它们带来更多的帮助。

照片中的这些孩子患有严重的慢性或致命疾病,并被自己的家庭所遗弃,目前在位于湖南长沙的一家国际NGO接受舒缓治疗(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舒缓治疗指为无治疗希望的末期病患提供积极的、人性化的服务,给予他们心理、社会和心灵上的支持,为患者和家属赢得尽可能好的生活质量)。该NGO已在中国为类似患有重病的孤儿提供这类服务超过5年。部分孩子来到这里后,随着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进而身体状态得到改善,可以接受一定的手术治疗,但未来他们的生死依然充满不确定性。目前在中国,仍然有不少孩子像他们一样患有重病后被遗弃,但并不能像他们一样幸运,能得到最后的关怀。

一名患有严重慢性神经系统疾病的男孩,湖南长沙,2016年11月24日摄。

一名患有退行性神经疾病的盲童,湖南长沙,2016年11月23日摄。

一名患有致命的神经系统疾病、并接受了手术的男孩,湖南长沙,2016年11月24日摄。

一名接受了可以挽救生命的腹部外科手术的小男孩,湖南长沙,2016年11月23日摄。

一名患有致命的心脏疾病的小婴儿,湖南长沙,2016年11月24日摄。

一名患有严重慢性神经系统疾病的男孩,湖南长沙,2016年11月23日摄。

历史的巡回——从WPP一组获奖照片说起

BURKE + NORFOLK (Portraits, 3rd prize stories, Simon Norfolk)

01 January 1878

The Amir Yakub Khan, General Daod Shah, Habeebula Moustafi with Major Cavagnari C.S.I and Mr Jenkyns. Proud and imperious, Cavagnari was chosen by the British as their envoy in Kabul knowing his arrogance would soon produce a casus belli. Within four months, an angry crowd destroyed the embassy and Cavagnari and Jenkyns were dead. Photographer Simon Norfolk was inspired in this project by the pictures of war photographer John Burke from the Second Anglo-Afghan War in 1878-1880. These were the first ever photographs made in Afghanistan.

05 December 2010

British Ambassador Sir William Charters Patey KCMG, his private secretaries and his Nepalese mercenary security guards. Photographer Simon Norfolk was inspired in this project by the pictures of war photographer John Burke from the Second Anglo-Afghan War in 1878-1880. These were the first ever photographs made in Afghanistan.

1878-1880年间,英国发动了第二次对阿富汗战争。期间,英国摄影师John Burke (1843?-1900)跟随英军进入阿富汗,成为第一位在那个地区拍照的摄影师。之后,他将其拍摄的照片制成少量相册向公众出售。然而,Burke没有留下任何日记,这与同时期的大英帝国的摄影师们完全不同。他也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他自己的照片。总之,Burke就像是一个谜。在其去世后,儿子继承了他的生意,但很快就关张大吉,Burke在阿富汗拍摄的那些底版也随之丢失。有关阿富汗的第一批影像,就只能停留在当时Burke制作的那些珍贵的相册之中了。

摄影师Simon Norfolk于2001年阿富汗战争开始后,前往当地拍摄了大量照片。之后,他再没有回去过。“战争进程使我变得愤怒,我想要回到那,但找不到合适的‘通路’。我不想只是回去重拍那些我2001年就曾见过的东西。我想找到一种恰当的创作形式后再回去。”当Norfolk第一次看到Burke制作的相册时,他“立即从中看到了帝国历史的循回。”这也促使他于2010年再次踏上阿富汗的土地。这一次,真正使他感兴趣的是有关“帝国主义”这样的主题,而伴随他的,则是130余年前那名传奇摄影师留下的影像。

Norfolk努力在2010年的阿富汗寻找着那些曾经出现在Burke照片中的历史痕迹,然后以一种相似的形式——无论是地点、情境或人物类型,还是人物间的关系、表情等等,甚至连画面的构图和色调都很相似——来展现一种所谓的历史的轮回往复,以及英国在战争中对阿富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在这种相似与对称之中,摄影师构建出一个基于影像的历史和意义空间,供观者探寻、发问、反思并得出自己有关战争与历史的结论。

在Norfolk拍摄的照片中,我们能看出一种摆布后人物展现出的不自然和尴尬。对此也许能有两种解读。其一,摄影师太过注重对Burke的“模仿”以求得形式上的呼应和统一,从而造成了这种生硬的观感。以这张图片为例,如果摄影师在拍照前没有为被摄对象安排位置,他们又会怎么坐如何站?抛开着装外貌等因素,他们之间的位置关系是否还能体现出其中的政治、权利等诸多复杂关系?摄影师的安排,是否是在刻意说明:经历百余年后,阿富汗依然存在着肇始自大英帝国时期的“殖民”气息?其二,也许这种“不自然”和“尴尬”,正是英国在这一次对阿富汗战争中所处的状态,甚至可以说是西方世界在当今面对阿拉伯世界时所具有的那种深刻的不自然和尴尬。政治家们总是被一种狂热的想像所驱使,更为可悲的是,他们往往认为这种想像要比现实重要得多。

Norfolk参加比赛的这组作品,其内容选择基本局限于政治、战争这样的话题,而在他的网站中,还有大量有关社会日常生活与文化方面的比对图片,其中不少都更有趣得多。

注:部分内容编译自Simon Norfolk个人网站,图片源自荷赛(WPP)官网

非洲行(4):张望着结束

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无论坐在车里还是走在街上,举起相机抓拍平凡的生活场景,我都会多少有些紧张。也许是当地人太过排斥被观看、被拍摄,导致我作为一个观看者,内心总会心虚犯着嘀咕——这样的观看合适吗?我看到的是自然的状态吗?但也许,这种有点剑拔弩张的状态正是我与这个城市关系的真实写照。外来者的短时间视觉探寻,终究是隔靴搔痒式的,无法窥其核心。

记忆中的雅温得是个嘈乱的城市,所见之处是坑坑洼洼的狭窄道路和上面不停喷着油烟的破车。有一种活色生香之感,但似乎又辨识不出其根基,像夜空中绽开的烟花,绚丽纷繁有余,烟雾散去又没了踪迹。大概只有满街弥漫的油烟味才是我对这个城市最为切实的记忆。印象中,那里的人似乎都住在各式各样低矮的平房里,街上的生意人似乎总是处于等待的状态,小本生意,每天能管饱即可,并无大的野心,或者说无暇去做这样的思考。平常和当地人交往,作为”白人“,施舍与赠予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接受得坦然,却可能不会带着感恩的心思。远处半山上是各大公司和国家部门领导的私人别墅,豪华程度让人觉得这不是在非洲,而几十米开外就是泥泞的小路和错落于路边的破旧小屋。……种种碎片式的认识,让我觉得这个城市的日常生活似乎很有活力,但缺乏发展的动力。不知道这是不是这个国家乃至整个非洲的缩影。

01)一名刚刚完婚的新娘回到带着礼物回到雅温得郊区的村里(8月21日摄)。

02)在雅温得街头,一些工人在工作间隙休息(8月18日摄)。

03)这是8月21日在雅温得一座教堂外拍摄的代售的圣像画。

04)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居民在车边闲聊(8月16日摄)。

05)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的发廊里,一名居民在制作发型(8月16日摄)。

06)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一名孕妇坐在凳子上做家务(8月17日摄)。

07)两名合作生意的商贩在雅温得街头的简易电话亭里等待顾客(8月18日摄)。

08)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一名居民在看买来的牙膏(8月16日摄)。

09)这是8月20日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居民家中拍摄的客厅一角。

10)孩子们在雅温得街头一处足球场外翻墙看比赛(8月20日摄)。

11)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居民在路边房檐下避雨(8月22日摄)。

12)这是8月20日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拍摄的民居小院。

13)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一名妇女在路边打电话(8月23日摄)。

14)两名小观众在雅温得一处足球场边观看球员训练(8月25日摄)。

15)一名市民在雅温得市中心街头站着(8月19日摄)。

16)两名市民在雅温得一家小餐厅里等着侍者为他们上午餐(8月22日摄)。

17)在雅温得一处农贸市场,小贩拎着鸡等待顾客(8月23日摄)。

18)居民在夕阳下走在通往雅温得一处棚户区的小道上(8月23日摄)。

延伸阅读:

《非洲行(1):“焦虑之旅”开始》

《非洲行(2):Live in the shadow of HIV》

《非洲行(3):足球梦》

非洲行(3):足球梦

在完成《Live in the shadow of HIV》选题后,有“粮”在手,心中不太愁了,焦虑也慢慢褪去。我整理了到达雅温得以来拍摄的有关足球的照片,渐渐开始觉得这个有关足球的故事是可以成立的了。我想通过足球去折射当地百姓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经济状况、梦想与现实的冲突等等话题。

01:在雅温得一条路边的空地上,一群孩子在踢足球。在这里,任何一处空地都有可能成为人们享受足球带来快乐的场所(8月19日摄)。

02:在雅温得棚户区一栋烂尾楼旁的小块空地上,一群孩子在踢足球。在雅温得,任何一处空地都有可能成为人们享受足球带来快乐的场所(8月27日摄)。

03:一名出售生活用品的小贩在雅温得一处正规红土球场边驻足,欣赏两支女子足球队的比赛(8月17日摄)。

04:在雅温得一座监狱外的球场边,人们坐在简陋的看台上等待比赛开始,头顶花生的小贩穿过球场,到处招揽生意(8月27日摄)。

05:一名男孩在雅温得一处球场边的草丛中捡球(8月26日摄)。

06:雅温得一处球场边散落着人们喝完袋装水后丢弃的塑料包装袋(8月25日摄)。

07:在一场训练赛中,一名踢球者走过石头摆成的球门(8月21日摄)。

08:一名女孩坐在雅温得一处球场外,看着男孩们在远处踢球(8月26日摄)。

09:年轻人在雅温得一处正规红土球场上冒雨踢球,守门员观察着场上的形势。无论雨天炎天,都无法阻挡这里的青少年踢球的热情(8月22日摄)。

10:在雅温得一家足球训练中心SCHALOM的学员宿舍拍摄的挂在窗边的守门员用的手套。周六是雅温得的比赛日,城里会四处上演多场比赛,这座训练中心的学员也会参加不同的比赛。空荡荡的宿舍静谧而安宁(8月27日摄)。

11: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边的简易小吃吧,几名青少年坐着聊天。足球是这里人们在社交场合开始交谈的最好话题之一(8月26日摄)。

12: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的巷口,几名少年在夕阳下踢球(8月23日摄)。

13:在雅温得一处简易球场边,一名少年穿着印有LV标记的布鞋做训练前的准备。不论布鞋还是拖鞋,在这里的青少年脚下都是可以用来进球的“球鞋”(8月25日摄)。

14: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的小路上,两名少年穿着拖鞋踢球。不论布鞋还是拖鞋,在这里的青少年脚下都是可以用来进球的“球鞋”(8月25日摄)。

15: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的球场边,一名小球员穿戴整齐,准备参加比赛。为了在上场前不把球衣弄脏,他特意套上了一件自制的外罩。这里的青少年将比赛看做是生活中的大事,哪怕是上场几分钟都要穿戴正式的“行头”。好看的球衣和球鞋平时被他们小心收藏起来,只有比赛时才拿出来用(8月27日摄)。

16:在雅温得一家足球训练中心SCHALOM的学员宿舍,一名学员的床头柜上摆放着自己的证件照片和球星的明信片。那些已经成名的球星是这里年轻人的生活目标(8月27日摄)。

17:在雅温得一处球场边拍摄的废弃的球衣(8月27日摄)。

18:在雅温得一家足球训练中心SCHALOM的学员宿舍,学院们的球衣被晾晒在草地上,一只小羊在一边吃草(8月17日摄)。

19:在雅温得一处简易球场,一名青年冒着烈日练球(8月21日摄)。

20:在雅温得一处球场,一只足球被踢向傍晚的空中(8月25日摄)。

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无论是大路边的红土足球场里,还是棚户区的空地上,到处可见青少年挥汗如雨踢球的场景。对于喀麦隆人来说,足球明星是和总统一样受欢迎的人。成为一名球星,意味着拥有丰厚的金钱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对其家庭乃至整个家族生活的彻底改变。因此,踢球是这里的青少年、尤其是贫困家庭里的孩子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因为足球背后是他们获得成功和改变生活的梦想。在众多球星之中,埃托奥无疑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现年30岁的喀麦隆足球运动员埃托奥(Samuel Eto’o)是非洲足球史上最为耀眼的球星之一,也是当今国际足坛薪水最高的球员,曾帮助喀麦隆队赢得2000年奥运冠军和两次非洲杯冠军,还帮助巴塞罗那队和国际米兰队多次赢得欧冠联赛和国内联赛冠军。

雅温得一家足球训练中心SCHALOM的教练Mama Lazare说:“现在的喀麦隆青少年都以埃托奥为偶像。我要帮助他们踢下去,踢得好,达到他们偶像的水平,最终获得成功。”(完)

延伸阅读:

《非洲行(1):“焦虑之旅”开始》

《非洲行(2):Live in the shadow of HIV》

《非洲行(4):张望着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