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雅温得是个嘈乱的城市，所见之处是坑坑洼洼的狭窄道路和上面不停喷着油烟的破车。有一种活色生香之感，但似乎又辨识不出其根基，像夜空中绽开的烟花，绚丽纷繁有余，烟雾散去又没了踪迹。大概只有满街弥漫的油烟味才是我对这个城市最为切实的记忆。印象中，那里的人似乎都住在各式各样低矮的平房里，街上的生意人似乎总是处于等待的状态，小本生意，每天能管饱即可，并无大的野心，或者说无暇去做这样的思考。平常和当地人交往，作为”白人“，施舍与赠予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接受得坦然，却可能不会带着感恩的心思。远处半山上是各大公司和国家部门领导的私人别墅，豪华程度让人觉得这不是在非洲，而几十米开外就是泥泞的小路和错落于路边的破旧小屋。……种种碎片式的认识，让我觉得这个城市的日常生活似乎很有活力，但缺乏发展的动力。不知道这是不是这个国家乃至整个非洲的缩影。

01）一名刚刚完婚的新娘回到带着礼物回到雅温得郊区的村里（8月21日摄）。

02）在雅温得街头，一些工人在工作间隙休息（8月18日摄）。

03）这是8月21日在雅温得一座教堂外拍摄的代售的圣像画。

04）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居民在车边闲聊（8月16日摄）。

05）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的发廊里，一名居民在制作发型（8月16日摄）。

06）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一名孕妇坐在凳子上做家务（8月17日摄）。

07）两名合作生意的商贩在雅温得街头的简易电话亭里等待顾客（8月18日摄）。

08）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一名居民在看买来的牙膏（8月16日摄）。

09）这是8月20日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居民家中拍摄的客厅一角。

10）孩子们在雅温得街头一处足球场外翻墙看比赛（8月20日摄）。

11）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居民在路边房檐下避雨（8月22日摄）。

12）这是8月20日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拍摄的民居小院。

13）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一名妇女在路边打电话（8月23日摄）。

14）两名小观众在雅温得一处足球场边观看球员训练（8月25日摄）。

15）一名市民在雅温得市中心街头站着（8月19日摄）。

16）两名市民在雅温得一家小餐厅里等着侍者为他们上午餐（8月22日摄）。

17）在雅温得一处农贸市场，小贩拎着鸡等待顾客（8月23日摄）。

18）居民在夕阳下走在通往雅温得一处棚户区的小道上（8月23日摄）。

延伸阅读：

《非洲行（1）：“焦虑之旅”开始》

《非洲行（2）：Live in the shadow of HIV》

《非洲行（3）：足球梦》

01：在雅温得一条路边的空地上，一群孩子在踢足球。在这里，任何一处空地都有可能成为人们享受足球带来快乐的场所（8月19日摄）。

02：在雅温得棚户区一栋烂尾楼旁的小块空地上，一群孩子在踢足球。在雅温得，任何一处空地都有可能成为人们享受足球带来快乐的场所（8月27日摄）。

03：一名出售生活用品的小贩在雅温得一处正规红土球场边驻足，欣赏两支女子足球队的比赛（8月17日摄）。

04：在雅温得一座监狱外的球场边，人们坐在简陋的看台上等待比赛开始，头顶花生的小贩穿过球场，到处招揽生意（8月27日摄）。

05：一名男孩在雅温得一处球场边的草丛中捡球（8月26日摄）。

06：雅温得一处球场边散落着人们喝完袋装水后丢弃的塑料包装袋（8月25日摄）。

07：在一场训练赛中，一名踢球者走过石头摆成的球门（8月21日摄）。

08：一名女孩坐在雅温得一处球场外，看着男孩们在远处踢球（8月26日摄）。

09：年轻人在雅温得一处正规红土球场上冒雨踢球，守门员观察着场上的形势。无论雨天炎天，都无法阻挡这里的青少年踢球的热情（8月22日摄）。

10：在雅温得一家足球训练中心SCHALOM的学员宿舍拍摄的挂在窗边的守门员用的手套。周六是雅温得的比赛日，城里会四处上演多场比赛，这座训练中心的学员也会参加不同的比赛。空荡荡的宿舍静谧而安宁（8月27日摄）。

11：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边的简易小吃吧，几名青少年坐着聊天。足球是这里人们在社交场合开始交谈的最好话题之一（8月26日摄）。

12：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的巷口，几名少年在夕阳下踢球（8月23日摄）。

13：在雅温得一处简易球场边，一名少年穿着印有LV标记的布鞋做训练前的准备。不论布鞋还是拖鞋，在这里的青少年脚下都是可以用来进球的“球鞋”（8月25日摄）。

14：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的小路上，两名少年穿着拖鞋踢球。不论布鞋还是拖鞋，在这里的青少年脚下都是可以用来进球的“球鞋”（8月25日摄）。

15：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的球场边，一名小球员穿戴整齐，准备参加比赛。为了在上场前不把球衣弄脏，他特意套上了一件自制的外罩。这里的青少年将比赛看做是生活中的大事，哪怕是上场几分钟都要穿戴正式的“行头”。好看的球衣和球鞋平时被他们小心收藏起来，只有比赛时才拿出来用（8月27日摄）。

16：在雅温得一家足球训练中心SCHALOM的学员宿舍，一名学员的床头柜上摆放着自己的证件照片和球星的明信片。那些已经成名的球星是这里年轻人的生活目标（8月27日摄）。

17：在雅温得一处球场边拍摄的废弃的球衣（8月27日摄）。

18：在雅温得一家足球训练中心SCHALOM的学员宿舍，学院们的球衣被晾晒在草地上，一只小羊在一边吃草（8月17日摄）。

19：在雅温得一处简易球场，一名青年冒着烈日练球（8月21日摄）。

20：在雅温得一处球场，一只足球被踢向傍晚的空中（8月25日摄）。

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无论是大路边的红土足球场里，还是棚户区的空地上，到处可见青少年挥汗如雨踢球的场景。对于喀麦隆人来说，足球明星是和总统一样受欢迎的人。成为一名球星，意味着拥有丰厚的金钱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对其家庭乃至整个家族生活的彻底改变。因此，踢球是这里的青少年、尤其是贫困家庭里的孩子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因为足球背后是他们获得成功和改变生活的梦想。在众多球星之中，埃托奥无疑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现年30岁的喀麦隆足球运动员埃托奥（Samuel Eto’o）是非洲足球史上最为耀眼的球星之一，也是当今国际足坛薪水最高的球员，曾帮助喀麦隆队赢得2000年奥运冠军和两次非洲杯冠军，还帮助巴塞罗那队和国际米兰队多次赢得欧冠联赛和国内联赛冠军。

雅温得一家足球训练中心SCHALOM的教练Mama Lazare说：“现在的喀麦隆青少年都以埃托奥为偶像。我要帮助他们踢下去，踢得好，达到他们偶像的水平，最终获得成功。”（完）

延伸阅读：

《非洲行（1）：“焦虑之旅”开始》

《非洲行（2）：Live in the shadow of HIV》

《非洲行（4）：张望着结束》

在和“希望与生命”协会的负责人详细阐述了我的想法后，出乎意料的是，她同意为我找十几个协会的会员，第二天一早在办公室见面，由我来向他们解释自己的工作内容，征得他们的同意就可以进行拍摄。一切似乎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回到办公室，我在flickr上用“face”和“shadow”作为关键词，搜索了一些能展示出我所想要拍摄图片的概貌的图片样例打印出来，准备第二天给那些HIV病毒感染者展示，消除他们的顾虑。

第二天，一切进行的还算顺利，来了13个人。在向他们详细解释了我拍摄这组图片的目的、具体的操作方式并展示了图片样例后，有8个人答应作我的拍摄对象。下午就开始了紧张的探访、拍摄工作。从20日到24日，我一共见了23名HIV病毒感染者，为其中的15个人拍摄了环境肖像，同时对其生活景况进行了采访并录了音。

01）8月20日，A女士坐在不足10平方米的家中。A女士，50岁，至今未婚。2007年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一家医院做手术时检测出感染HIV病毒。家人都很排斥她，而她对外则隐瞒自己的病情。生有5个孩子，目前和其中3个孩子共同生活。曾有3个男人答应与她结婚，但都相继离她而去。她在当地一家私立学校做老师，每月收入为5万非洲法郎（约合114美元），除支付5000非洲法郎的房租外，还需支付孩子的学费和自己的药费。她希望自己的孩子都能读书，以后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

她住的房间很小，一张双人床占据了房间的一半，雪白的床单煞是醒目。抬眼就能看见墙上挂着的花布裙子，和她身上穿的很是呼应。她隐没在阴影里，像是墙角里堆着的一件衣服。

02）8月23日晚，B女士在雅温得一家小教堂里祷告。B女士，37岁，丧夫寡居。2008年其丈夫病死后发现自己感染HIV病毒。生有2个孩子，目前和其中1个孩子共同生活。她靠走街卖货为生，几乎所有的钱都用来治病，有时会得到教友和朋友的资助。她希望能找到稳定的工作以维持生活，并让孩子读书。“我跟上帝说我感染了（HIV），总在祷告。治病的工作是人在干，但让你康复的则是上帝。”

她住在哥哥的房子里，墙上贴着一个美国歌星的大幅海报，那是哥哥喜欢的美人儿。我在那个小房间里实在找不到任何与她有关的生活的气息。那是星期五，听说她晚上要去一间小教堂做礼拜，于是请她帮忙和教堂的牧师先申请一下我们去拍摄的许可，我们拍完另一个人后就去找她。从一个拍摄对象家颠簸了近两个小时才赶到那间小教堂，这里距离她生活的地方很远，不知道她为何要选择在这个教堂做礼拜。慢慢走近由一间平房组成的教堂，看到她站在靠门的一把椅子后面，和周围的人一起，跟随着牧师大声地呼喊、祈祷、甚至哭泣。我仿佛有点理解了她为何会来到这里奉献对上帝的爱。

03）8月20日，C女士坐在不足10平方米的家中的床上。C女士，28岁，2006年产前检查发现感染HIV病毒，其丈夫随即抛弃了她。生有2个孩子，目前与其中1个孩子共同生活。靠做女佣为生，每月收入为2万非洲法郎（约合45美元），除支付8000非洲法郎的房租外，还需支付孩子的学费和自己的药费，有时得向朋友和家人借钱。她梦想医疗条件能得到改善，找个不错的工作，希望有男人能接受她，也希望孩子有朝一日能成为“大人物”。

又是一间小屋，进门就看到一片白帘子，后面就是她的床。直觉她是一个小心翼翼的人，把自己裹的很紧。于是让她躲在了帘子后面。她的眼睛中仿佛映着害怕……

04）8月21日，D女士在自己家中展示其用来做小生意的Call Box（简易电话亭）。D女士，52岁，至今未婚，2003年检查身体时发现感染HIV病毒。生有4个孩子，其中1个已经去世，其余的跟着亲戚在外地生活。曾经当过保姆，也曾做过简易电话亭的工作，但现在很难继续维持下去。她希望能有更多的钱治疗其所患癌症和艾滋病。

天快黑了才找到她家，一座三层小楼，是她父亲的宅子。她的母亲去世了，她和爸爸的其他四个老婆以及她们的家人一同生活在这栋小楼里，俨然一个大户人家。房间不小，被分成两个部分，每边有一套破旧的沙发，除此空无一物。我让翻译问她做什么工作，她说以前做call box生意（用自己的手机为路人手机充值的业务，一般都和电话公司有关系，付2000块可以冲2500左右；还可以提供公用电话服务，资费比正常费用更便宜），现在做不了了。墙角立着她做call box时用的大遮阳伞。好吧，就举着它吧，像在外面做生意时一样。空荡荡的房间里，她孤零零地坐在那里，举着一个大伞，上面挂着75非洲法郎的标价牌，手里还拿着为别人充值用的手机，荒诞而廉价的性命、生活。

05）8月21日，E女士在自家小屋里化妆，准备去教堂参加弥撒。E女士，31岁，2004年检测出感染HIV病毒。目前寡居在娘家，其丈夫在他们结婚2年后就死于艾滋病。当其他人得知她的病情后，她就丢了老师的工作。目前她在一家小商店打工，每月赚25000非洲法郎（约合57美元），刚够支付她的交通费和医药费。她希望能找到一个信教、人好的丈夫，即便知道她的病情也依然爱她、和她一起享受生活。

是星期日，一早赶到她家，因为十点大家都要去做礼拜。父亲穿着笔挺的西服、母亲也换上了漂亮的礼服，已经准备出门了，她还在收拾。蓝色的窗帘和她的衣服很配。

06）8月20日，脚受伤的F女士躺在租住的小屋里，和小猫玩耍。F女士，43岁，2008年因做手术多次输血感染HIV病毒。2010年，其丈夫知道她的病情后随即与其离婚。生有4个孩子，全部感染HIV病毒。目前她带着其中两个孩子租住在小山坳里的一座小房子里，白天孩子们出去玩，只有一只小猫陪伴她。以前她是秘书，现在偶尔能打打零工，挣到的钱可以支付每个月13000非洲法郎（约合30美元）的房租。她没钱支付CD4检查费用，而没有检查结果就没法得到免费的药物，但孩子的学费她坚持支付。她想能有固定收入的工作以维持生活。因为家里人都不管她，希望将来孩子能养她。

这是我的第一个拍摄对象。跟着她走在崎岖的小路上，慢慢走向她在一个小土沟里租住的房子，我拍下了她隐没在一片芭蕉树阴影中的背影，远处是破败的小房子。我想，这是个好的开头。这只小猫是上帝给我的礼物，它就那么悄无声息地溜达了进来，蹲在床边。

07）8月23日，发型师G女士头戴假发，站在自家的小屋里。G女士，28岁，2009年在进行例行检查时检测出感染HIV病毒，系工作时感染。生有1个孩子，至今未婚。目前她住在别人免费提供给她的一间小屋里，孩子则与其父亲一起生活。她偶尔给所住地方周围的人做做头发，不够每个月的伙食费和医药费。她希望能重开理发店，这样就能独立生活，但她会格外注意安全，以避免传染。

她是我在喀麦隆遇见的几个最美丽的女人之一，和我一般年纪，尚是风华之时。房间里也是简单，白帘子后面是床，此外别无它物。我不想放弃，就在一边看着她给另一个小姑娘做头发，把一些假发用针线缝在短短的发髻上做辫子，再用一种传统的植物发胶把卷卷的头发拉直，顺贴地伏在头上。小姑娘在一边时不时发出被发胶蛰疼的嗞嗞声。嗯，假发，反着戴上它吧，能遮住你的脸不被别人看出来，却挡不住你的魅惑和性感。

08）8月20日，H女士坐在办公室里沉思。H女士，35岁，1996年在前夫去世时检测出感染HIV病毒。生有两个孩子，现在的丈夫也是HIV病毒感染者，目前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她没有正式工作，2007年创办了“希望与生命”协会，致力于为当地HIV病毒感染者提供心理援助、信息咨询、就业就医指导等服务。她希望能筹到治病的钱，在当地进行治疗至少要花费150万非洲法郎（约合3410美元）；同时，她也希望“希望与生命”协会能得到更多资金和物资方面的帮助。

傍晚赶到她那里，本已经不抱有能拍到什么的希望了，看了她家里就更是如此了。来到上午到过的办公室，小铁窗外是渐落的晚霞，很漂亮。支起带着的一盏小新闻灯，强度竟然与外面的自然光差不多，一边让翻译和她聊天，我在一边抓拍。不到10分钟，晚霞褪去，我也拍到了想要的照片。

09）8月22日，病情严重身体虚弱的I女士躺在自家小屋里。I女士，54岁，2006年治疗腹泻和肺结核时检测出感染HIV病毒。生有5个孩子，至今未婚，目前她和其中的3个一起生活。她以前曾是喀麦隆农业部的公务员，目前失业，靠邻居和好心人帮忙维持生活。她希望能有足够的钱用来支付医药费和孩子们的学费。

见到她时，她大概就这么趟着，房间里阴暗，散发着死亡的气息。外面是烈日，她的几个儿子在路边支起一张桌子，靠给人拷贝点流行歌曲mp3赚点小钱。他们还是学生，没法做正经生意来养家。她的声音细弱游丝，我让翻译不要问太多问题，让她好生歇着。我只是在一边拍照，也没有录音。她的手脚指头上都涂着猩红的指甲油，在昏暗的光线下，凝重得像是一个个深潭。

10）8月23日，J女士站在一辆损坏的出租车旁。J女士，36岁，2008年进行产前检查时检测出感染HIV病毒。生有3个孩子，至今未婚，目前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她是一名保安，每月可赚8万非洲法郎（约合182美元），可以支付家庭生活开支和孩子的学费。她希望上帝能帮助医生找到治疗艾滋病的办法，希望孩子们快乐、长寿。

穿上保安工作服，她颇有些英朗之感。这是她家门前的芭蕉树和报废的出租车。

11）8月21日，K先生躺在自家的沙发上阅读《圣经》。K先生，42岁，2004年出国旅游例行检查时检测出感染HIV病毒。生有3个孩子，至今未婚，目前与其中1个孩子一起生活，家人尚不知道他的病情。他以前是音乐人，现在靠种树苗、在教堂乐队打工维持生活，每月卖树苗能挣6万非洲法郎（约合136美元），可以支付孩子的学费和自己的医药费。他希望艾滋病患者的生活待遇和治疗条件能够得到提高，公众“不要拿患者当怪物”。

我问他平时的爱好是什么，他说是读书，随后拿出了一本圣经，靠在沙发上读了起来。我隐在黑暗中，忽然想起一组短片的名字：《十分钟年华老去》。

12）8月22日，L女士坐在自家的沙发上。L女士，34岁，2010年进行妇科检查时检测出感染HIV病毒。生有两个孩子，至今未婚，目前孩子与他们的父亲在另一座城市生活，她和弟弟租房住在一起。她靠卖鞋为生，每月挣4万非洲法郎（约合91美元），除了支付房租、医药费外，还要养活弟弟。她希望能换个生意做做，赚到更多的钱，得到更好的治疗，同时也希望政府能够帮助百姓正确认识艾滋病。

这也是让我抓狂的一次拍摄。从大雨里钻进这间小屋，看不出能有何作为的可能。本想放弃，又不甘心。忽然发现她的裙子和沙发套颇有些相似，不妨让它们彼此“长”在一起吧，虽然这也许是拍照的一大忌讳。从她的背影里，我仿佛读出了“拒绝”二字。

13）8月24日，M女士站在自家的冰柜前。M女士，33岁，2007年丈夫病死后检测出感染HIV病毒。目前带着3个孩子寡居，靠卖菜和前夫的抚恤金为生，除了支付每月25000非洲法郎（约合57美元）房租，还要支付孩子们的学费。她希望能找个男人帮帮她，孩子能被好心人接济。“我不能跟外人说自己是HIV病毒感染者。姐姐和妹妹知道我的病情后一直像躲瘟疫一样躲着我。”

有个朋友说，看这张照片，觉得她仿佛在打开一具棺材。

14）8月22日，N女士坐在餐桌前，对着晚餐发呆。N女士，39岁，2003年，3个月大的儿子患病去世，她随后检测出感染HIV病毒。生有4个孩子，2008年，因为丈夫生活不检点最终与其离婚，3个孩子与他们的父亲生活在一起。目前，她住在前夫留下的房子里，靠亲戚朋友帮助度日。她希望能找个英俊潇洒的男人和她一起生活。

到她家时，正好赶上停电。本想尝试拍一张长时间曝光的肖像，后来她的女儿点起了蜡烛，也就作罢了。在协会办公室第一次见到她时，我就觉得她身上有种优雅的气质。她的裙子很漂亮，有各种各样的花纹。她把自己的脸用头巾紧紧地包裹起来，像是个阿拉伯女人。我问她平时就是这样吗？她摇摇头。最终我说服她摘下了头巾，并把拍到的每一张照片都让她看了看，确认别人是否能通过这些照片认出她。令我好奇的是，一些在我看来丝毫无法辨认出她的照片都被否决了，而另一些我觉得有可能泄露秘密的照片却被她留下了。女人和男人、他者和自我对于自己的认识真是天壤之别。谢谢我的翻译Bernard，他举着另一支蜡烛陪我拍了好久。

15）8月22日，O女士站在自家窗前，感受着胎儿的胎动。O女士，36岁，2002年产前检查时检测出感染HIV病毒。生有1个孩子，未感染HIV病毒，所以她又满怀信心地要了第二个孩子，目前已怀孕4个月。以前曾是酒店招待，得知自己的病情后就放弃了工作。她盼望第二个孩子是健康的，希望大女儿长大后当医生，给艾滋病患者治病，或者当个老师，教育孩子们小心艾滋病。

这是一张貌似有点“主题先行”的照片，我想突出“希望”，因为她的勇敢和对生命的热爱。拍完之后，我想应该用它来为这个故事结尾。

喀麦隆的HIV病毒感染率曾持续上升，一度高达20%，但这一数字近年来持续下降，2009年降至5.1%。据UNAIDS发布的统计数据，2009年， 喀麦隆全国共有61万名HIV病毒感染者，其中15岁以上的HIV病毒感染者有55万人。其中很多人的病情并不为外人所知，有的甚至连家人也毫不知晓，因 为将自己的病情公之于众的后果往往是失业以及被公众甚至是家人、朋友所抛弃。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和足够的社会支持，他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HIV病毒和贫困 的双重“阴影”之下。（完）

从一个人家到另一家，往往要开车一个多小时。穿行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之中，一些地方开始慢慢变得有点熟悉。而每探访一个HIV病毒感染者，都像是一次“奇遇”。因为在见面之前，我不知道拍摄对象会是什么样的人，曾有什么样的遭遇和故事。在短时间内，要了解他/她的背景情况，然后通过观察并根据这些背景情况来大致了解这个人、感受他/她的气质，再根据家中实际情况来确定拍摄内容和方式，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每一次拍摄，都要避免在画面构造上与之前拍摄的重复，画面内容还要契合拍摄对象的个人情况，要有所创新——这些自己压给自己的要求贯穿于拍摄的整个过程，也是我内心焦虑不断增加的源泉。但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压力，才让我尽一切所能去创造性地运用所能运用的所有条件和元素。这让我想起了在山东临沂参加工作坊时的情景。那是一次纠结之旅，但也正是那种纠结才能激发出大家的潜能，有所收获和提高。

在拍摄过程中，我也在进一步认识“肖像”。那种被摄对象直勾勾盯着镜头的中画幅肖像虽然流行并有卖相，但我觉得肖像不应只是这样的，呆板而毫无生气。它应该要有所变化，能反映出被摄对象的精神气质。肖像虽然拍的是人，但用画面本身而不只是图片说明就应该能讲“故事”。这里的“故事”可能不是具体的情节，但要有细节，并能用这些细节以及整体的氛围来吸引和打动人。

在整个选题操作完成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了一些与艾滋病相关的人士，一座乡村孤儿院的负责人对我说的一番话促使我重新反思自己作为一个摄影师的角色和作用。她在拒绝我拍摄这家孤儿院时说，有很多人到这里，采访拍照摄像，或者做一些慈善之举，并做出一些承诺，等到他们拿到想要的东西、获取了想要的利益后，就再也不会回来了，无一例外；艾滋病人不需要这样一时的“关怀”，他们需要的是长期而持续的帮助和扶持，包括国家政策、医疗服务、社会认知和文化包容等多方面的。另一名专门在医院为艾滋病人服务的医生也持相似的观点。在向“希望与生命”协会会员解释为何要做这个选题时，我说：“作为一名摄影师，个体的力量是极其微薄而有限的。我会尽自己所能把这组作品拍好，并让尽可能多的人和机构看到它，并被它所打动，进而唤起他们对HIV病毒感染者更多的关注和关心，从而为患者们带来更多实际的帮助。”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我为他们开了一张空头支票。但想到要用照片去切入现实、改变现实，我觉得作为一名摄影师，有时其实挺无力的。

延伸阅读：

《非洲行（1）：“焦虑之旅”开始》

《非洲行（3）：足球梦》

《非洲行（4）：张望着结束》

带着这些疑问我开始找资料。食品安全、艾滋病、疟疾和TB（结核病）是目前非洲大陆上最严重的四大问题，我自己对艾滋病相关问题最感兴趣，所以这是确定下来的第一个大致方向。喀麦隆是非洲足球大国，全民爱球，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之下，是否可以足球作为切入点来探讨当地的贫困生活？最后，雅温得有大小贫民窟（棚户区）数十个，这些地方应该是发现故事的“金矿”。尽管这三个话题显得有些“老套”，但尝试以不同的方式去讲述，对我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挑战。

在找资料的过程中，David Campbell教授的一系列关于非洲的文章给我很多启发和警示，尤其喜欢其中的《The new visual stories of ‘Africa’》。长久以来，当我们提到“非洲”，脑海中浮现出的场景其实无外乎几类：部落生活的奇观、饥荒中皮包骨头的孩子、战乱的血腥和残酷、垂死挣扎的艾滋病人……仿佛非洲人民的生活就是由这些元素组成一般。那么现在，我们究竟还需要什么样的非洲影像才能将那个遥远大陆上的生活较为完整而不带偏见地呈现出来？所以我更愿意将这次非洲行视为一次“去魅”之旅，去还原那里的人生活的本态。也许会失败，但这种尝试和努力是值得的。还记得走之前，陈小波老师给我看了一些她所喜欢的非洲影像，很郑重地叮嘱我：不要去猎奇，不要一味赤裸裸地直接展示生活之惨状，而是要通过影像还他们作为生命个体的尊严。带着这些有益的声音，以及对是否能达到自己期许的不确定的焦虑，我踏上了非洲大陆。

因为有三个选题方向，所以我计划用前三天时间去进入每一个话题，探索继续操作的可能性，然后用剩下的时间集中精力完成可以做的题目。8月16日至18日，我探访了几处当地的贫民窟，本想进行街头抓拍的尝试，但却遇到了困难。在雅温得的一大片贫民窟，会有一个总负责人（chef），这大片贫民窟又会被划分成不同的小区域，每个小区域也会有一个基层负责人，小片区负责人的任免由一大片区的总负责人来掌握。这些大大小小的负责人一般都是当地德高望重的人或家庭的成员来担任，也会有黑帮势力的渗入，在社区生活中起到一定的领导、核心作用。在贫民窟拍照，必须先去这些负责人家里“拜码头”，如果不先征得他们的同意就擅自拍照的话，后果会很严重。这种城市社区的组织管理方式似乎沿袭了部族、部落的生活方式。拜过码头之后，就可以在贫民窟里游荡、拍摄了。但拍摄前必须要征得被拍摄对象的同意。据当地记者介绍，早在喀麦隆共和国建国之初，为强化政府的某种权威，法律规定未获得许可的人不得在公共场所拍照。几十年来，这种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在街头拍照，即便被拍摄对象对此无所谓，周围的人也可能会来干扰。就一般人来说，普遍的心态则是：摄影师用拍到的照片可以去谋取利益，而被拍摄对象什么都没得到，会产生某种心理不平衡。这种对拍照的态度使得抓拍到人的自然生活状态基本不可能。于是我就开始尝试走入人们的家庭，用拼接全景的方式拍摄他们的房间内景，试图去展现居民生活的细节、还原生活本态。

这是8月16日在雅温得一处贫民窟拍摄的Ngatchoua Béchard（中）一家（拼接图片）。

在按照这种方式拍摄了几个家庭后，我停了下来，因为这种被摄对象呆滞地直面镜头的肖像拍摄方式并不是我所喜欢的，它过于模式化和简单化，从照片中无法感受到更多人的活生生的气息。而因为要用全景的方式去展现家庭生活的面貌，从技术上来说，抓拍到更有内容和意义的动作又很困难。

8月18日，在雅温得一处贫民窟，Dooh Theodore在家中制作泥塑（拼接图片）。

尽管我拍到了这样的画面，但寻找有意思的场景和人物以及沟通所花费的时间成本过高，而且我确实无法确定还能拍到比这个更好的，所以不如放弃。

8月17日至18日，我开始探访当地的足球学校，拍摄了一些学员训练的场景，一边在寻找可以拍摄图片故事的个人，同时感受、了解当地的足球文化。平时坐车在市区经过，看到有关足球的内容，我也会停车拍摄一些。但直到这时，我还是无法确定，这个关于足球的故事究竟如何来讲。

8月19日，我探访了雅温得城市和郊区的数个孤儿院和服务机构，寻找艾滋病致孤儿童。但这些孤儿院基本没有这类儿童。有一家专门的艾滋病致孤儿童福利院却已经放假，院长提出可以找来一些孩子供我拍摄，但暗示需要给她提供一定的“帮助”，被我拒绝。

几天下来一无所获，我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

延伸阅读：

《非洲行（2）：Live in the shadow of HIV》

《非洲行（3）：足球梦》

《非洲行（4）：张望着结束》

这次在临沂参加的是“三人行”摄影大师班暨摄影名家聚焦临沂活动。我倒宁愿这名称只有前面那一部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平实亲切而美好。3日晚，大家基本到齐，自我介绍、放映各自带来的作品，还要回答一个问题：我为何而来？这是本次工作坊我们所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也是贯穿始终的一个问题。之前参加过两次摄影工作坊，每次都自觉有些问题亟待解决，但几天下来，终究觉得不够透彻，或者说是一些根本的核心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也许是自己的悟性不够，没能从老师的言语中获得灵光一现的顿悟。那么，这一次，我又能获得什么呢？

按照计划，11名摄影师在工作坊期间被分为3组，分别由李楠、任悦、常河3位老师负责。每组的人选由老师抓阄决定。我很有幸分在了李楠老师负责的这一组。4日白天，全体人员参观了临沂市的一些景点，如烈士陵园、城市规划馆、以及我们的重点拍摄对象——商城；晚上，大家一起讨论并确定各自的选题。4日至6日，每天白天由一位老师做专题讲座。5日至6日，摄影师在专题讲座后拍摄各自的选题，7日则是全天拍摄。每晚分组回放摄影师当天拍的所有照片，由指导老师带领同组摄影师共同点评照片，并挑选一些照片打印出来，贴在每个人在教室墙上的“专区”里，以便对几天的工作有一个全局性的展示和了解。8日，摄影师与指导老师共同编辑完成各自的作品，并于当晚集中放映、点评。整个日程安排充实而紧张。

4日晚的选题讨论是整个专题拍摄的开始。因为一些原因，拍摄地点被限定在临沂市的数十个商城范围内，而主题则任由摄影师选择。由于之前做的功课不多，白天的参观也是浮光掠影，所以我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和感受比较模糊。临沂的经济发展基本依托各类商城，整个城市生活的重心也集中于此。我起先报的选题是拍摄商城“周边”题材，以展现“商城”介入城市生活的方式以及与市民生活的关系等，基本还是传统报道摄影的路数。但在听其他摄影师说选题的同时，我的目光落在介绍材料里建材家居装饰方面的内容上，一个选题突然涌现出来：在卖场里，拍摄一套家具以及喜欢它的顾客的环境肖像，之后在顾客家中，拍摄其在即将安置那套家具的地点的环境肖像，两相对比，再辅以拍摄对象家庭的人口、职业、收入、文化教育程度等背景信息，以展现当地居民在家庭生活方面的品味，并由此折射出他们的文化、经济生活背景等。对于我来说，这种拍摄方式是一种全新的挑战和尝试，能否做成还不得而知。所以不免有些忐忑，又有些兴奋。李楠老师给出的建议是“要像拍人一样拍这些家具”，简洁得像一句偈子，让人有点捉摸不透。

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了当地最有名的家居用品卖场之一“澳尔诺国际家居广场”。走在空荡荡的商场里，就像我在北京诸多此类卖场里看到的一样，到处是由各式精致家具、射灯以及其他道具营造出的“家”的“碎片”，消费者被这些光鲜、华美的虚拟环境所吸引和诱惑，期待着通过购买和占有这些家居产品，进而使自己的家庭也拥有种种贴着“温馨”“田园”“欧式”“复古”“奢华”“高贵”“现代”等标签的所谓“氛围”和“环境”。这就是消费的力量，它使人们变得盲目而热切，乏味而千篇一律。抛开这些突然涌上来的想法，我需要做的是寻找到合适的拍摄对象，说服他/她接受我为其拍照，尤其是要接受我进入他们的空间拍照。这种寻找也是盲目而热切的。期间拍摄了很多零碎的内容，有女人在收拾床垫，也有男人在看鱼缸，无一例外地反映了我的慌张。在经历了跟随一名年轻母亲从高端的“澳尔诺”转战至平价的“鲁南家具城”并最终被拒绝进入其家庭拍照之后，我开始抓狂——离下午集合只有3个小时了。好在最后碰到了一对年轻夫妇，他们在为自己的新家挑选家具，从沙发、茶几到双人床。我似乎有足够多的机会拍摄他们在卖场的环境肖像，但我几乎没做什么控制，只是不停地在拍，仿佛要赢回失去的时间。来到他们的新家，四白落地的房间里空空荡荡，与卖场的环境恰好形成某种戏剧性的比对。我开始拍照，多了点调动和指挥，但似乎依然只是在按动快门。

晚上点评照片，我白天的慌张、手足无措、盲目而热切在照片里一览无余。究其原因，是自己对这个选题的认识还不够透彻，在拍摄对象和背景环境的选择、内容与形式间的关系等方面还缺乏清晰的认识和明确的把握，只看到了一个大致方向，但缺乏对达到目标所必经途径的认知，颇有些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最后只选出了那对年轻夫妇的两张照片，一张在卖场，一张在家里，而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还不具备之前设计的对应关系。事实上，我当天的拍摄是完全失败的。我悄悄地问李楠老师：“能换个题目吗？”她有点不甘心，“再试试吧，明天如果不行再说。”“能够走入这对夫妇的家庭，你已经成功了一半！”常河老师也不同意我轻易更换题目。其实，我也不甘心，只是真不敢确定善良质朴的临沂人民会怎么对待我这个想要闯入他们家里拍他们床的陌生人。

6日一早，我把拍摄地点换到了“银座家居”，另一个尚具规模但客流量稍少的卖场。换个地方换换运气。拿出保险推销员的劲头，我一遍遍和陌生人讲述我的身份和意图，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一个上午过去了，依然没有进展，就像前晚料想的一样。无奈我只好实施之前想好的B计划：拍摄销售人员在卖场中的环境肖像和他们在家中的状态，让背景环境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呼应，如卖床的人就拍他与卖场里的床和自己家里床在一起的照片。事实证明，临时改变拍摄对象是明智的，相对来说，它更具可操作性。但这样拍下去，所要表达的主题就与之前的完全不同。“就按着粉红纱帐的那个感觉去拍。”在看完当天仅有的两个拍摄对象的照片后，李楠老师建议道。依然是简洁洗练，耐人寻味。而任悦老师则让我去寻找那个女孩在租住的小院里所表现出的那种神秘而不可言说的感觉。

有了前一天的经历，我似乎多了点信心，在7日的拍摄中，虽然仍有不愉快的状况出现，虽然仍旧浪费了一个上午，但依然保持着向前“推进”的状态。但这种“推进”只具有数量上的意义，而缺乏质量上的延续和提升。那些出现在镜头里的拍摄对象都太紧张了，他们都在试图表现或隐藏自己，而我却浑然不知，抑或说是我看到了，却无法控制。于是，在家里他们本该回归自然本真的状态，却仍像在工作场所一样拿着身段戴着面具。他们变成了主角而我则像被牵着走的线偶。我太想拍到足够多的人，欲速而不达。这天的拍摄结果依然基本是失败，但与5日的失败不同。彼时，我的拍摄尚未进入选题的大门，此时却因为过于追求形式上的统一而被束缚，缺乏同中存异的变化与灵动，也就直接导致了人物的僵硬和画面的死板。“粉红纱帐”是我曾经的灵光一现，是一份礼物，但我没有窥探到隐藏在其中的那条通往好照片的秘密小径。照片比人聪明的地方在于，它把自己的秘密隐藏起来，看着拍出它的人和观看它的人在一旁探寻和揣测，却独自得意洋洋。摄影师要能从自己的好照片中发现那条隐秘小径，好生保护它、心无旁骛地开拓它，直至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开阔道路。

8日中午12点前的几个小时里，我还需要完成在两个女孩家里的拍摄。尽管是最后的机会，但我却不那么紧张了。平心静气，让她们放松，也让自己放松，等待最自然的那个瞬间出现⋯⋯

回看这次摄影工作坊的经历，我实现了对自己的一次挑战，突破与否倒不敢过早下结论。平日的训练和工作，使我对于传统的纪实手法有了一定了解和掌握，但是越拍越不合自己心意，似乎在不断重复，却没有突破的迹象。其实，摄影作品最终体现的是摄影者的世界观与观看方式，我自觉自己观看世界的方式有归于单一、乏味的趋势，时时会有紧张和紧迫之感，却无从突破。在几天的拍摄中，我强迫自己用环境肖像这种之前从未仔细思考和实践过的方式去观看，去说我想要说的话，尽管尚不熟练，但至少是个有益的开始。在探索中我知道了摄影师在拍摄肖像时应有所为（控制）和有所不为（不控制）；而对于视觉符号的运用，不能超越对拍摄对象本身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表现，否则就会顾此失彼流于形式。

像我们这样的年轻摄影师，在发展过程中，除了要追求高度职业化以外，还应时刻警惕职业化的另一面，避免落入媒体和自身所制造的窠臼之中。要保持对于摄影的那一点点“无知”和“纯真”，相信自己的直觉而不是技巧和思维定式，用照片而不是自己跳出来说话。要拥有开放的摄影生活，用阅读、思考、写作、聆听、交谈、朋友等等与摄影无关的人与事滋养自己，而不只是一味停留在摄影里、停留在某个摄影形态里、停留在某个摄影套路里。要拍符合自身气质的照片，而不要回到媒体摄影的老路上。摄影是“自私”的，是属于自我的；照片背后站着的，应该是一个有着鲜明个性、独立观点、散发着人的魅力和气息的个体，而不是被流派、风格、技巧、形式等等淹没的按动快门的机器。

8日晚是作品集中放映环节，看着一幅幅照片从屏幕上滑过，想到这几天只与摄影有关的简单而充实的生活即将过去，而我们又将落入办公室和新闻现场的错落网中，不免有些怅然。放映结束，大家争着从其他人贴在墙上的照片中挑出自己心仪的让作者签名，颇有古代君子之间临别赠剑的意味。

9日一大早，我溜出酒店，趁着去机场前的空，又到沂河边拍了几张照片。回到酒店退房，拿出昨晚没来得及送给孙京涛老师的照片，嘱托前台服务员转交给他。照片的背面有一行字：这是理想主义的一次胜利！

这是我对这个因胃出血只能蘸着酱油吃白馒头的男人和他全心操持的摄影工作坊的理解。

注：点击小图可看大图;-)

尽管Karen在开始看照片之前已经给我们打了“预防针”：有可能她选出的照片和我们之前选的不一致，但我们必须遵循她的选择。于是，令大家不解的局面出现了，一些在我们看来拍的很精彩的组照被她否决了，换以看似很稀松平常的另一组。而被更换的，无一例外都是人物的那一组。Karen的解释是，这些拍摄人物的照片，并没有拍出人的性格，相反只是向观者介绍了拍摄对象的职业等等信息。我的人物组照也被否决了，原因是她看过这组后并没有很清晰地知道这名女性到底是做什么的。确实，我没拍到她做群众演员的场景，是个遗憾，而宠物店那组则相对完整很多。对这个“判决”，我还是比较服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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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P短期培训小记之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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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和同学们一起看各自拍的作业，能留下的照片寥寥无几。原因几乎都是对于拍摄对象的工作等方面的描述太多，而忽略了TA作为一个“人”的存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也许是上个作业留下的“后遗症”。老师希望能看到更多场景中的TA，更多behind scene的内容，以展现TA之所以为一个“人”的一些特质等等。也就是说，要用图片说明“TA是谁？”

于是接着补拍。期间，我在晚上课程结束后又去了她在北影住的地方，第二天一早和她一块在北影厂门前等工作，被一个小老板挑中一起去国贸发传单⋯⋯直到7日下午13点，开始最后的编辑。老师看过补拍的照片后转头对我说：“你昨天是喝醉了吗？”惹得大家哄堂一笑。

这个老师的编辑方式是以单幅照片的优劣作为主导。他先和大家一起讨论每一张照片，做简单的点评，哪里拍得好，哪里不好，如何改进，然后把不错的照片都先挑出来。之后在初选的照片中挑出最好的做开头和结尾，然后再往里面添加剩余的照片以组成一个序列。对于一些不错的瞬间，如果照片在技术上有瑕疵，多半会被他否定，即便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瞬间。这可能是身为摄影师的他，在工作思路上与身为编辑的Alison的最大不同之一。自始至终，老师都在强调一点：照片不仅仅是用来传递信息的，而更要传递情绪、氛围、摄影师的看法以及摄影师作为一个用视觉手段进行讲述的人，其观看角度、方式以及呈现方式的与众不同。还有几点，我觉得也比较有价值：

1. 摄影师在编辑自己的作品时，一定要忘记自己在拍照时所获得的种种不必要的体验和感受，如这张照片拍得多么不容易，拍照时现场气氛多么多么热烈⋯⋯像个陌生人、局外人一样只看照片。否则会影响你的判断。

2. 看一张照片是否很好，不仅要看照片本身拍得如何，还要看它和其他照片是否有联系，但绝不是这张照片得来的多么不容易。如果一张照片和序列里的其他照片没有关系，无法完成讲述的功能，即便它是一张惊世绝片，在这个序列里也没有使用价值。

3. 所有的编辑工作，都是为了把一张在视觉效果上较强的照片变得更强，而不是把一般的照片变得较强。因此，一定要先努力将每一张照片拍好。

4. 一张照片不仅仅是反映距离镜头最近的这一小块天地的内容，一定要注意画面中所有的元素，尤其是背景。

5. 跟拍一个人的日常生活，肯定会在不同的场景拍摄。在场景发生转换时，一定要拍一些能反映场景变换过程的照片，也就是所谓的过渡照片，否则无法把不同场景较为顺畅地连接起来。比如从家里到工作单位，没有在路上的图片，有一张穿衣出门这样的图片也能起到过渡作用。

下面是我的作业。

她叫刘淑珍，河北张家口人，年届四十的她在北京漂了到底有多少年，连她自己都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北京申奥成功那天，我在天安门广场，和其他人一起欢呼。”而她成为“北影人”则确实已有7、8年了。在这之前，她干过诸如饭店洗碗工这样的工作，付出体力，获取报酬。但这些都无法让她获得那种“自由的感觉”。直到来到北影厂，成为“北影人”。她曾出演过《乔家大院》《投名状》《梅兰芳》《赤壁》等热门电视剧和电影，这些资历在其他“北影人”看来都是令人钦慕的，即便在其中她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有时甚至连正脸都看不到。“生活上没有负罪感，一切顺其自然”，这是刘淑珍的生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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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P短期培训小记之四：SLIDE JAM!》

对于已经挑选出来的图片，Alison会逐一发表其看法，没有问题的就可以留下，拍得不够到位的，她会指出哪里有问题，需要如何改进，并希望摄影师在当天晚上或者第二天一早去补拍。经过这第二轮筛选后，每个人能留下的照片就不会超过5张了，也就意味着，你必须去补拍。

4月5日下午14点，大家将各自补拍的图片和昨天讲评后自己认为应该留下来的图片再打成一个包，提交给老师。因为这是“小生意”故事的最后编辑机会，所以一般都会提交20多张，以方便选择。经历第一轮筛选后，一般会留下10来张，之后，就要开始考虑被选出来的图片的顺序（sequence）。Alison一般会先挑出开场照片（opener）和结尾照片（closer），然后再根据这一头一尾来确定中间图片的顺序。这个过程一般来说不会有太大异议，因为好照片就在那里，大家基本都能看得明白。但Alison强调，有时把头、尾图片互换，效果会好很多，这也是她在工作中经常用到的方法。

确定了开头和结尾，中间的图片如何编辑，就是能真正见识到她的经验和想法的时候了。她一般会先说出自己的选择，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哪里该改进，直到最后全组达成一致，鼓掌通过。具体的编辑方式只有针对具体的一组图片谈才好，但有几点是我认为很有参考价值的：

1. Alison比较强调图片自身的表意效果，即抛开图片说明，也要让观者大致看明白照片在说什么。而对于整个事件的描述，则要依靠照片的序列来完成。

2. 照片本身比较安静、缺乏动态时，可以用照片的内容、景别（远、中、近景、特写等）、角度（高角度、低角度、平视等）等的变化来制造依存于图片序列内部的动态。比如下面这组（点击图片可看大图）：开场是低角度、咖啡馆外景->高角度俯拍->咖啡馆内部、中景->咖啡馆内部、全景->咖啡馆外景、中景。这样的编排顺序就会引领着观者以一个较为跳跃和动态的观看方式来了解这个咖啡馆，增加了整组图片观看上的趣味性。

3. 照片中的标语、标牌、字等，只可能是视觉元素，但不应将其作为表意的元素。如，拍摄一个洗衣店，应该用照片中其他的视觉元素来告知观者这是一个洗衣店，而不是靠门口的“XX洗衣店”的牌子来告诉观者。因为换作外国读者来看的话，这些字只是一些符号而已，没有任何表意功能。我觉得这可能是新闻摄影记者日常工作留下的一些“后遗症”：在诸如新闻发布会之类的现场，依靠一些字、标记等元素来丰富本就比较乏味的画面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拍摄photo essay这样的作品时，这样的手法应该可以“休息”了。

4. 外景的重要性。Alison很强调拍摄小生意所在场所的外景，也即用一张图片概括出它所处的环境。即便这样的外景图片是烂到不能再烂、无聊到不能再无聊的图片，摄影师也一定要拍一张。Alison讲过一个例子，在她还在为纽约时报杂志工作的时候，一次她让一个摄影师去拍类似小生意这样的活儿，摄影师到了之后，给她打电话说，这地方的外景太无聊了，拍出来很难看，我不想拍外景照片。Alison不容置疑地说，你必须拍，如果不的话，下次你就别想再从我这拿到任何活儿了。摄影师没办法只能照办。拿回来的照片确实如摄影师所说，平淡无奇无聊透顶，Alison看了后说，好吧，这确实挺无聊的，用不上，然后就扔一边了。但下一次她还是找了这个摄影师来完成其他的工作。我的理解是，无论面前的景象如何，拍出来的照片如何，作为职业摄影师，拍与不拍体现的是职业精神和态度，而图片是否能被用上，则是图片编辑的事。这其中有摄影师和图片编辑的合作与互信的问题：摄影师确信图片编辑能将他的作品编辑出最好的效果，而图片编辑也确信摄影师能拿到她想要的所有画面，而且是很优秀的画面。想想这种感觉还真是蛮令人神往的。

5. 如果可能，应该将图片投影到大屏幕上观看。这样就能看到之前可能忽略的细节，而这种细节对于图片的编辑很重要。

另外，Alison为我们提供了拍摄类似这样的小图片故事（photo essay）时，能保证视觉丰富性的八种基本类型的图片（8 basic types of photos that insure visual variety for a layout)：

1. OVERALL: A wide-angle shot to establish the scene.

2. MEDIUM: Focuses on one activity or group of people.

3. CLOSE-UP or DETAIL: One element, like a person’s hands or an intricate detail of a building or a display.

4. PORTRAIT: Either a dramatic, tight headshot or a person in his or her environmental setting.

5. INTERACTION: People conversing or in action.

6. SIGNATURE: A summary of the situation with all the key story telling elements.

7. SEQUENCE: A how-to, before and after, or a series with a beginning, middle and end( The sequence gives the essay a sense of action) if appropriate to the story.

8. CLINCHER: A closer that would end the story.

这应该算是美国新闻摄影界总结出的较为经典的photo essay的创作和表现方式了，但也有人会觉得这是新的“八股”，会妨碍创作的自由和表达的丰富性。但我认为，这相对来说还是一个较为“保险”和易于操作的方式，对于报纸和通讯社的摄影师来说，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要求快速完成报道的情况下，拍到这些类型的图片，并进行合理的编辑，依然可以完成较为精彩的报道。若想展现独特的观看方式和表达方法的话，则需要另辟蹊径了。

上面是我做的“小生意”作业。在编辑的时候，因为图片所体现出的情绪有些不一致，有的是欢快的，而有的是略带点小小哀伤的，所以出现了分歧：有的同学认为，应该由摄影师先定下整个故事的情感基调，到底是讲一个快乐的故事，还是讲一个相反的故事，然后根据所定的基调来选择图片；而Alison则认为，像宠物店这样的地方，应该是两种情绪的混杂之处，没有必要定死所谓故事的“情感基调”。我是同意她的意见的，因此就会有第三张和第六张这样的图片出现。总体来看，这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故事，基本讲到了该讲的，但也没有额外的惊喜。编辑过程中所学到的，倒显得更为珍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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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课前准备3张他/她认为能描述自身文化背景的图片，照片需能说明你是谁、是干什么的（照片可以是之前拍的，但拍摄日期距今不能超过1年）。

2. 在开课之前拍摄一个关于小生意（small business）的图片故事，由5-7张图片组成。在课上讨论后，需要补拍将其最终完成。

3. 拍摄关于一名陌生人的图片故事，名为《一个明星生活中的一天》（Take pictures of a stranger and title it: “A Day In The Life of A Star”），由7张图片组成。

开课第一天的上午，几名老师各自做了自我介绍。下午，小组讨论开始，我被分到A组，由Alison带领开始讨论大家带来的3张能反映各自文化背景的图片。Alison的方法是，放映完每个摄影师的图片后，先由除了摄影师以外的所有人发言，描述自己通过看这3张图片形成的对这名摄影师的印象。这种描述是很自由的，可以从任何方面进行。比如，有人会说这名摄影师很有激情，有的会说他喜欢某种色彩，这名摄影师很喜欢拍摄女性被摄对象等等。随后，照片的主人讲述自己为何选择这3张图片来描述自身的文化背景以及与这些照片相关的任何内容。最后，Alison会讲讲她对这些照片和这名摄影师的感受。下面是我提交的3张图片。

第1张，拍摄于山东的一家大型雕塑厂，毛泽东塑像。不可否认，毛及共产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无法否认和逃脱的文化背景中的重要元素。当我远远地看到这个塑像的时候，似乎依然能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来自于那个人及其背后的一切。

第2张，拍摄于农历兔年正月初一的北京雍和宫，上香。那天在雍和宫的感受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人们排着长队来到那里，把钞票兑换成大把大把的香，仿佛萦绕在身边的浓烟能把一年的晦气带走，并把来年的好运气引来。就像是一次集体仪式，人们相信在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之中，能获得某种对于幸福和所追寻之物的确信感。但不可否认的是，上香之人时不时会被点香时腾起的浓烟狠狠地呛一下，就像照片左边的那位女士。有那么点点尴尬，就像做爱时放出的一记响屁。不是对宗教的不敬，但“信仰”这个词，在目前的中国社会，确实有那么点怪怪的尴尬感，就像这张照片一样。

第3张，拍摄于XHS新闻大厦的某个楼梯间。那时正值傍晚，月亮早早地升起，天色还未全黑，楼梯间的灯也早早地亮了。我想这张照片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我对于摄影的一点看法：摄影来源于生活，但又与现实保持着点点若即若离的疏离感。这是我想在自己的作品中能达到的某个境地。现实与幻想、超现实的关系并不是那么黑白分明，其间脆弱的边界是可以被随时打破的。

在讨论和点评中，有几点想要记录和分享：

1. 要努力寻找自己的文化背景（cultural landscape），并将之融入自己的创作之中。

2. Think more concepturally WHO you are as a human being. 做某种新闻摄影，尤其是通讯社的某些摄影工作久了，容易把自己拍“丢”了。摄影者鲜明的个性和独特性在哪里体现？如何通过照片说明自己是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部按动快门的机器？摄影记者容易只拍摄有关他人的照片，却无暇关照自己的所思所想：自己到底是谁？到底想要说什么？

3. 被摄对象和摄影者以及摄影者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在你的生活中，你是如何、在何种程度上去理解你的拍摄对象的？

其实，每个严肃的摄影者在拿起相机前都该问问自己这些问题。只是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习惯了按动快门，低头回放，删掉照片，重头来过，无限而毫无意义地重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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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这组专题源自我对拍摄对象的认同，更多是精神层面的认同和向往。我刻意挑选了一些远离城市生活的喧嚣，远离现代文明的污染，依旧维持日出而作、日落而出的新疆土著民族作为拍摄对象（新疆有13个主体民族、43个世居民族，我把它们看作一体）。

18年的记者生涯使我有机会深入他们的生活，也就对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喜欢他们恬淡的生活方式，没有太多的欲求也就没有那些无中生有的烦恼；我羡慕他们和自然万物如此亲近，像亲人一样彼此尊重、相互给予。虽然他们生活在相对恶劣的生活环境中，但正因为物质相对匮乏而有着更细腻、更丰富的精神生活，在他们身上闪耀着人类共有的高贵的品质:坚忍、爱心，还有敬畏、顺应自然之心。我想我们失去的正是他们坚守的，他们为我们着坚守心灵家园。这就是我拍摄这组专题的初衷。专题拍摄没有明确的截止时间，也许再有一年，也许在未来的很多年就拍这一个专题。

照片放映完，大家开始讨论。有一个外国朋友的观点令人印象深刻，摘录在这里：

“画面中间有一个十字架，象征着基督教，而周围都是穆斯林，由此产生了两种宗教之间的张力。而拥有这两种信仰的人们在很长时间内，都在不停地争斗。”

“画面中间的男人高大，象征着某种权威，而飘起来的围巾就像人的手臂，要给对面的女孩一记耳光。这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穆斯林世界的男女地位。”后来经其他观众提醒，他意识到画面中间的是个女人。“这依然象征着年长者与年幼者之间的地位差别。”他解释道。

“画面中间的女性手臂姿势很放松，摄影师抓取的瞬间很独特，看起来像圣母玛利亚。”

我不知道他对于照片的这种基于宗教的观看和解读方式在西方观众中是普遍情况，还是某种个例。这名外国朋友的观点所体现出的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令人紧张。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人们接受和理解视觉信息的某种途径，或者说是机制——人们总是从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经验出发去阐释来自其他文化世界的视觉符号和信息，随着人的知识和经历的增长，这种对既有文化和知识体系的依赖强度有可能会减弱，并对之前形成的印象、观点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以达到更大范围或更深层次的理解；但也有可能相反，误解、误读会进一步加深。我开始怀疑，那些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影像，究竟会给西方观众带来什么样的观看体验？究竟会被怎样阐释和阅读？误读会给穆斯林世界带来何种伤害？

对于中国的影像，类似的问题同样存在。尤其是1949之后的影像信息，有可能在观看和解读过程中被赋予更多额外的政治意义和标签，从而造成歧义。那么在向西方观众传播影像信息时，如何能保证信息最大程度地不被误读？是一味地迎合西方观众的文化传统和观看习惯？还是最大程度地保留中国的文化特色？总是听人说，影像是意识形态最淡、最容易达到传播效果的一种信息形式，但我对此仍持保留意见。高层次的、跨越文化鸿沟的影像传播，依然是复杂而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