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采访时，恰好遇上雨季，没有想象中的“非洲温度”，时不时还会下上一场透雨。那里的天空总是清澈的，尤其是下过雨后。这是雨水打在一片贫民窟用来遮雨的铁皮板上的声音。

[文中有美的声音，请浏览全文聆听;-)]

早就听闻非洲教堂里的唱诗与众不同，8月21日星期日，在雅温得半山坡上当地最重要的教堂里录下了这段声音。欢快里自有一种神圣。只是不大会录这种空间很开阔、混响很大的现场音，可惜了好的声音素材。

记忆中的雅温得是个嘈乱的城市，所见之处是坑坑洼洼的狭窄道路和上面不停喷着油烟的破车。有一种活色生香之感，但似乎又辨识不出其根基，像夜空中绽开的烟花，绚丽纷繁有余，烟雾散去又没了踪迹。大概只有满街弥漫的油烟味才是我对这个城市最为切实的记忆。印象中，那里的人似乎都住在各式各样低矮的平房里，街上的生意人似乎总是处于等待的状态，小本生意，每天能管饱即可，并无大的野心，或者说无暇去做这样的思考。平常和当地人交往，作为”白人“，施舍与赠予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接受得坦然，却可能不会带着感恩的心思。远处半山上是各大公司和国家部门领导的私人别墅，豪华程度让人觉得这不是在非洲，而几十米开外就是泥泞的小路和错落于路边的破旧小屋。……种种碎片式的认识，让我觉得这个城市的日常生活似乎很有活力，但缺乏发展的动力。不知道这是不是这个国家乃至整个非洲的缩影。

01）一名刚刚完婚的新娘回到带着礼物回到雅温得郊区的村里（8月21日摄）。

02）在雅温得街头，一些工人在工作间隙休息（8月18日摄）。

03）这是8月21日在雅温得一座教堂外拍摄的代售的圣像画。

04）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居民在车边闲聊（8月16日摄）。

05）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的发廊里，一名居民在制作发型（8月16日摄）。

06）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一名孕妇坐在凳子上做家务（8月17日摄）。

07）两名合作生意的商贩在雅温得街头的简易电话亭里等待顾客（8月18日摄）。

08）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一名居民在看买来的牙膏（8月16日摄）。

09）这是8月20日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居民家中拍摄的客厅一角。

10）孩子们在雅温得街头一处足球场外翻墙看比赛（8月20日摄）。

11）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居民在路边房檐下避雨（8月22日摄）。

12）这是8月20日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拍摄的民居小院。

13）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一名妇女在路边打电话（8月23日摄）。

14）两名小观众在雅温得一处足球场边观看球员训练（8月25日摄）。

15）一名市民在雅温得市中心街头站着（8月19日摄）。

16）两名市民在雅温得一家小餐厅里等着侍者为他们上午餐（8月22日摄）。

17）在雅温得一处农贸市场，小贩拎着鸡等待顾客（8月23日摄）。

18）居民在夕阳下走在通往雅温得一处棚户区的小道上（8月23日摄）。

延伸阅读：

《非洲行（1）：“焦虑之旅”开始》

《非洲行（2）：Live in the shadow of HIV》

《非洲行（3）：足球梦》

01：在雅温得一条路边的空地上，一群孩子在踢足球。在这里，任何一处空地都有可能成为人们享受足球带来快乐的场所（8月19日摄）。

02：在雅温得棚户区一栋烂尾楼旁的小块空地上，一群孩子在踢足球。在雅温得，任何一处空地都有可能成为人们享受足球带来快乐的场所（8月27日摄）。

03：一名出售生活用品的小贩在雅温得一处正规红土球场边驻足，欣赏两支女子足球队的比赛（8月17日摄）。

04：在雅温得一座监狱外的球场边，人们坐在简陋的看台上等待比赛开始，头顶花生的小贩穿过球场，到处招揽生意（8月27日摄）。

05：一名男孩在雅温得一处球场边的草丛中捡球（8月26日摄）。

06：雅温得一处球场边散落着人们喝完袋装水后丢弃的塑料包装袋（8月25日摄）。

07：在一场训练赛中，一名踢球者走过石头摆成的球门（8月21日摄）。

08：一名女孩坐在雅温得一处球场外，看着男孩们在远处踢球（8月26日摄）。

09：年轻人在雅温得一处正规红土球场上冒雨踢球，守门员观察着场上的形势。无论雨天炎天，都无法阻挡这里的青少年踢球的热情（8月22日摄）。

10：在雅温得一家足球训练中心SCHALOM的学员宿舍拍摄的挂在窗边的守门员用的手套。周六是雅温得的比赛日，城里会四处上演多场比赛，这座训练中心的学员也会参加不同的比赛。空荡荡的宿舍静谧而安宁（8月27日摄）。

11：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边的简易小吃吧，几名青少年坐着聊天。足球是这里人们在社交场合开始交谈的最好话题之一（8月26日摄）。

12：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的巷口，几名少年在夕阳下踢球（8月23日摄）。

13：在雅温得一处简易球场边，一名少年穿着印有LV标记的布鞋做训练前的准备。不论布鞋还是拖鞋，在这里的青少年脚下都是可以用来进球的“球鞋”（8月25日摄）。

14：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的小路上，两名少年穿着拖鞋踢球。不论布鞋还是拖鞋，在这里的青少年脚下都是可以用来进球的“球鞋”（8月25日摄）。

15：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的球场边，一名小球员穿戴整齐，准备参加比赛。为了在上场前不把球衣弄脏，他特意套上了一件自制的外罩。这里的青少年将比赛看做是生活中的大事，哪怕是上场几分钟都要穿戴正式的“行头”。好看的球衣和球鞋平时被他们小心收藏起来，只有比赛时才拿出来用（8月27日摄）。

16：在雅温得一家足球训练中心SCHALOM的学员宿舍，一名学员的床头柜上摆放着自己的证件照片和球星的明信片。那些已经成名的球星是这里年轻人的生活目标（8月27日摄）。

17：在雅温得一处球场边拍摄的废弃的球衣（8月27日摄）。

18：在雅温得一家足球训练中心SCHALOM的学员宿舍，学院们的球衣被晾晒在草地上，一只小羊在一边吃草（8月17日摄）。

19：在雅温得一处简易球场，一名青年冒着烈日练球（8月21日摄）。

20：在雅温得一处球场，一只足球被踢向傍晚的空中（8月25日摄）。

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无论是大路边的红土足球场里，还是棚户区的空地上，到处可见青少年挥汗如雨踢球的场景。对于喀麦隆人来说，足球明星是和总统一样受欢迎的人。成为一名球星，意味着拥有丰厚的金钱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对其家庭乃至整个家族生活的彻底改变。因此，踢球是这里的青少年、尤其是贫困家庭里的孩子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因为足球背后是他们获得成功和改变生活的梦想。在众多球星之中，埃托奥无疑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现年30岁的喀麦隆足球运动员埃托奥（Samuel Eto’o）是非洲足球史上最为耀眼的球星之一，也是当今国际足坛薪水最高的球员，曾帮助喀麦隆队赢得2000年奥运冠军和两次非洲杯冠军，还帮助巴塞罗那队和国际米兰队多次赢得欧冠联赛和国内联赛冠军。

雅温得一家足球训练中心SCHALOM的教练Mama Lazare说：“现在的喀麦隆青少年都以埃托奥为偶像。我要帮助他们踢下去，踢得好，达到他们偶像的水平，最终获得成功。”（完）

延伸阅读：

《非洲行（1）：“焦虑之旅”开始》

《非洲行（2）：Live in the shadow of HIV》

《非洲行（4）：张望着结束》

在和“希望与生命”协会的负责人详细阐述了我的想法后，出乎意料的是，她同意为我找十几个协会的会员，第二天一早在办公室见面，由我来向他们解释自己的工作内容，征得他们的同意就可以进行拍摄。一切似乎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回到办公室，我在flickr上用“face”和“shadow”作为关键词，搜索了一些能展示出我所想要拍摄图片的概貌的图片样例打印出来，准备第二天给那些HIV病毒感染者展示，消除他们的顾虑。

第二天，一切进行的还算顺利，来了13个人。在向他们详细解释了我拍摄这组图片的目的、具体的操作方式并展示了图片样例后，有8个人答应作我的拍摄对象。下午就开始了紧张的探访、拍摄工作。从20日到24日，我一共见了23名HIV病毒感染者，为其中的15个人拍摄了环境肖像，同时对其生活景况进行了采访并录了音。

01）8月20日，A女士坐在不足10平方米的家中。A女士，50岁，至今未婚。2007年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一家医院做手术时检测出感染HIV病毒。家人都很排斥她，而她对外则隐瞒自己的病情。生有5个孩子，目前和其中3个孩子共同生活。曾有3个男人答应与她结婚，但都相继离她而去。她在当地一家私立学校做老师，每月收入为5万非洲法郎（约合114美元），除支付5000非洲法郎的房租外，还需支付孩子的学费和自己的药费。她希望自己的孩子都能读书，以后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

她住的房间很小，一张双人床占据了房间的一半，雪白的床单煞是醒目。抬眼就能看见墙上挂着的花布裙子，和她身上穿的很是呼应。她隐没在阴影里，像是墙角里堆着的一件衣服。

02）8月23日晚，B女士在雅温得一家小教堂里祷告。B女士，37岁，丧夫寡居。2008年其丈夫病死后发现自己感染HIV病毒。生有2个孩子，目前和其中1个孩子共同生活。她靠走街卖货为生，几乎所有的钱都用来治病，有时会得到教友和朋友的资助。她希望能找到稳定的工作以维持生活，并让孩子读书。“我跟上帝说我感染了（HIV），总在祷告。治病的工作是人在干，但让你康复的则是上帝。”

她住在哥哥的房子里，墙上贴着一个美国歌星的大幅海报，那是哥哥喜欢的美人儿。我在那个小房间里实在找不到任何与她有关的生活的气息。那是星期五，听说她晚上要去一间小教堂做礼拜，于是请她帮忙和教堂的牧师先申请一下我们去拍摄的许可，我们拍完另一个人后就去找她。从一个拍摄对象家颠簸了近两个小时才赶到那间小教堂，这里距离她生活的地方很远，不知道她为何要选择在这个教堂做礼拜。慢慢走近由一间平房组成的教堂，看到她站在靠门的一把椅子后面，和周围的人一起，跟随着牧师大声地呼喊、祈祷、甚至哭泣。我仿佛有点理解了她为何会来到这里奉献对上帝的爱。

03）8月20日，C女士坐在不足10平方米的家中的床上。C女士，28岁，2006年产前检查发现感染HIV病毒，其丈夫随即抛弃了她。生有2个孩子，目前与其中1个孩子共同生活。靠做女佣为生，每月收入为2万非洲法郎（约合45美元），除支付8000非洲法郎的房租外，还需支付孩子的学费和自己的药费，有时得向朋友和家人借钱。她梦想医疗条件能得到改善，找个不错的工作，希望有男人能接受她，也希望孩子有朝一日能成为“大人物”。

又是一间小屋，进门就看到一片白帘子，后面就是她的床。直觉她是一个小心翼翼的人，把自己裹的很紧。于是让她躲在了帘子后面。她的眼睛中仿佛映着害怕……

04）8月21日，D女士在自己家中展示其用来做小生意的Call Box（简易电话亭）。D女士，52岁，至今未婚，2003年检查身体时发现感染HIV病毒。生有4个孩子，其中1个已经去世，其余的跟着亲戚在外地生活。曾经当过保姆，也曾做过简易电话亭的工作，但现在很难继续维持下去。她希望能有更多的钱治疗其所患癌症和艾滋病。

天快黑了才找到她家，一座三层小楼，是她父亲的宅子。她的母亲去世了，她和爸爸的其他四个老婆以及她们的家人一同生活在这栋小楼里，俨然一个大户人家。房间不小，被分成两个部分，每边有一套破旧的沙发，除此空无一物。我让翻译问她做什么工作，她说以前做call box生意（用自己的手机为路人手机充值的业务，一般都和电话公司有关系，付2000块可以冲2500左右；还可以提供公用电话服务，资费比正常费用更便宜），现在做不了了。墙角立着她做call box时用的大遮阳伞。好吧，就举着它吧，像在外面做生意时一样。空荡荡的房间里，她孤零零地坐在那里，举着一个大伞，上面挂着75非洲法郎的标价牌，手里还拿着为别人充值用的手机，荒诞而廉价的性命、生活。

05）8月21日，E女士在自家小屋里化妆，准备去教堂参加弥撒。E女士，31岁，2004年检测出感染HIV病毒。目前寡居在娘家，其丈夫在他们结婚2年后就死于艾滋病。当其他人得知她的病情后，她就丢了老师的工作。目前她在一家小商店打工，每月赚25000非洲法郎（约合57美元），刚够支付她的交通费和医药费。她希望能找到一个信教、人好的丈夫，即便知道她的病情也依然爱她、和她一起享受生活。

是星期日，一早赶到她家，因为十点大家都要去做礼拜。父亲穿着笔挺的西服、母亲也换上了漂亮的礼服，已经准备出门了，她还在收拾。蓝色的窗帘和她的衣服很配。

06）8月20日，脚受伤的F女士躺在租住的小屋里，和小猫玩耍。F女士，43岁，2008年因做手术多次输血感染HIV病毒。2010年，其丈夫知道她的病情后随即与其离婚。生有4个孩子，全部感染HIV病毒。目前她带着其中两个孩子租住在小山坳里的一座小房子里，白天孩子们出去玩，只有一只小猫陪伴她。以前她是秘书，现在偶尔能打打零工，挣到的钱可以支付每个月13000非洲法郎（约合30美元）的房租。她没钱支付CD4检查费用，而没有检查结果就没法得到免费的药物，但孩子的学费她坚持支付。她想能有固定收入的工作以维持生活。因为家里人都不管她，希望将来孩子能养她。

这是我的第一个拍摄对象。跟着她走在崎岖的小路上，慢慢走向她在一个小土沟里租住的房子，我拍下了她隐没在一片芭蕉树阴影中的背影，远处是破败的小房子。我想，这是个好的开头。这只小猫是上帝给我的礼物，它就那么悄无声息地溜达了进来，蹲在床边。

07）8月23日，发型师G女士头戴假发，站在自家的小屋里。G女士，28岁，2009年在进行例行检查时检测出感染HIV病毒，系工作时感染。生有1个孩子，至今未婚。目前她住在别人免费提供给她的一间小屋里，孩子则与其父亲一起生活。她偶尔给所住地方周围的人做做头发，不够每个月的伙食费和医药费。她希望能重开理发店，这样就能独立生活，但她会格外注意安全，以避免传染。

她是我在喀麦隆遇见的几个最美丽的女人之一，和我一般年纪，尚是风华之时。房间里也是简单，白帘子后面是床，此外别无它物。我不想放弃，就在一边看着她给另一个小姑娘做头发，把一些假发用针线缝在短短的发髻上做辫子，再用一种传统的植物发胶把卷卷的头发拉直，顺贴地伏在头上。小姑娘在一边时不时发出被发胶蛰疼的嗞嗞声。嗯，假发，反着戴上它吧，能遮住你的脸不被别人看出来，却挡不住你的魅惑和性感。

08）8月20日，H女士坐在办公室里沉思。H女士，35岁，1996年在前夫去世时检测出感染HIV病毒。生有两个孩子，现在的丈夫也是HIV病毒感染者，目前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她没有正式工作，2007年创办了“希望与生命”协会，致力于为当地HIV病毒感染者提供心理援助、信息咨询、就业就医指导等服务。她希望能筹到治病的钱，在当地进行治疗至少要花费150万非洲法郎（约合3410美元）；同时，她也希望“希望与生命”协会能得到更多资金和物资方面的帮助。

傍晚赶到她那里，本已经不抱有能拍到什么的希望了，看了她家里就更是如此了。来到上午到过的办公室，小铁窗外是渐落的晚霞，很漂亮。支起带着的一盏小新闻灯，强度竟然与外面的自然光差不多，一边让翻译和她聊天，我在一边抓拍。不到10分钟，晚霞褪去，我也拍到了想要的照片。

09）8月22日，病情严重身体虚弱的I女士躺在自家小屋里。I女士，54岁，2006年治疗腹泻和肺结核时检测出感染HIV病毒。生有5个孩子，至今未婚，目前她和其中的3个一起生活。她以前曾是喀麦隆农业部的公务员，目前失业，靠邻居和好心人帮忙维持生活。她希望能有足够的钱用来支付医药费和孩子们的学费。

见到她时，她大概就这么趟着，房间里阴暗，散发着死亡的气息。外面是烈日，她的几个儿子在路边支起一张桌子，靠给人拷贝点流行歌曲mp3赚点小钱。他们还是学生，没法做正经生意来养家。她的声音细弱游丝，我让翻译不要问太多问题，让她好生歇着。我只是在一边拍照，也没有录音。她的手脚指头上都涂着猩红的指甲油，在昏暗的光线下，凝重得像是一个个深潭。

10）8月23日，J女士站在一辆损坏的出租车旁。J女士，36岁，2008年进行产前检查时检测出感染HIV病毒。生有3个孩子，至今未婚，目前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她是一名保安，每月可赚8万非洲法郎（约合182美元），可以支付家庭生活开支和孩子的学费。她希望上帝能帮助医生找到治疗艾滋病的办法，希望孩子们快乐、长寿。

穿上保安工作服，她颇有些英朗之感。这是她家门前的芭蕉树和报废的出租车。

11）8月21日，K先生躺在自家的沙发上阅读《圣经》。K先生，42岁，2004年出国旅游例行检查时检测出感染HIV病毒。生有3个孩子，至今未婚，目前与其中1个孩子一起生活，家人尚不知道他的病情。他以前是音乐人，现在靠种树苗、在教堂乐队打工维持生活，每月卖树苗能挣6万非洲法郎（约合136美元），可以支付孩子的学费和自己的医药费。他希望艾滋病患者的生活待遇和治疗条件能够得到提高，公众“不要拿患者当怪物”。

我问他平时的爱好是什么，他说是读书，随后拿出了一本圣经，靠在沙发上读了起来。我隐在黑暗中，忽然想起一组短片的名字：《十分钟年华老去》。

12）8月22日，L女士坐在自家的沙发上。L女士，34岁，2010年进行妇科检查时检测出感染HIV病毒。生有两个孩子，至今未婚，目前孩子与他们的父亲在另一座城市生活，她和弟弟租房住在一起。她靠卖鞋为生，每月挣4万非洲法郎（约合91美元），除了支付房租、医药费外，还要养活弟弟。她希望能换个生意做做，赚到更多的钱，得到更好的治疗，同时也希望政府能够帮助百姓正确认识艾滋病。

这也是让我抓狂的一次拍摄。从大雨里钻进这间小屋，看不出能有何作为的可能。本想放弃，又不甘心。忽然发现她的裙子和沙发套颇有些相似，不妨让它们彼此“长”在一起吧，虽然这也许是拍照的一大忌讳。从她的背影里，我仿佛读出了“拒绝”二字。

13）8月24日，M女士站在自家的冰柜前。M女士，33岁，2007年丈夫病死后检测出感染HIV病毒。目前带着3个孩子寡居，靠卖菜和前夫的抚恤金为生，除了支付每月25000非洲法郎（约合57美元）房租，还要支付孩子们的学费。她希望能找个男人帮帮她，孩子能被好心人接济。“我不能跟外人说自己是HIV病毒感染者。姐姐和妹妹知道我的病情后一直像躲瘟疫一样躲着我。”

有个朋友说，看这张照片，觉得她仿佛在打开一具棺材。

14）8月22日，N女士坐在餐桌前，对着晚餐发呆。N女士，39岁，2003年，3个月大的儿子患病去世，她随后检测出感染HIV病毒。生有4个孩子，2008年，因为丈夫生活不检点最终与其离婚，3个孩子与他们的父亲生活在一起。目前，她住在前夫留下的房子里，靠亲戚朋友帮助度日。她希望能找个英俊潇洒的男人和她一起生活。

到她家时，正好赶上停电。本想尝试拍一张长时间曝光的肖像，后来她的女儿点起了蜡烛，也就作罢了。在协会办公室第一次见到她时，我就觉得她身上有种优雅的气质。她的裙子很漂亮，有各种各样的花纹。她把自己的脸用头巾紧紧地包裹起来，像是个阿拉伯女人。我问她平时就是这样吗？她摇摇头。最终我说服她摘下了头巾，并把拍到的每一张照片都让她看了看，确认别人是否能通过这些照片认出她。令我好奇的是，一些在我看来丝毫无法辨认出她的照片都被否决了，而另一些我觉得有可能泄露秘密的照片却被她留下了。女人和男人、他者和自我对于自己的认识真是天壤之别。谢谢我的翻译Bernard，他举着另一支蜡烛陪我拍了好久。

15）8月22日，O女士站在自家窗前，感受着胎儿的胎动。O女士，36岁，2002年产前检查时检测出感染HIV病毒。生有1个孩子，未感染HIV病毒，所以她又满怀信心地要了第二个孩子，目前已怀孕4个月。以前曾是酒店招待，得知自己的病情后就放弃了工作。她盼望第二个孩子是健康的，希望大女儿长大后当医生，给艾滋病患者治病，或者当个老师，教育孩子们小心艾滋病。

这是一张貌似有点“主题先行”的照片，我想突出“希望”，因为她的勇敢和对生命的热爱。拍完之后，我想应该用它来为这个故事结尾。

喀麦隆的HIV病毒感染率曾持续上升，一度高达20%，但这一数字近年来持续下降，2009年降至5.1%。据UNAIDS发布的统计数据，2009年， 喀麦隆全国共有61万名HIV病毒感染者，其中15岁以上的HIV病毒感染者有55万人。其中很多人的病情并不为外人所知，有的甚至连家人也毫不知晓，因 为将自己的病情公之于众的后果往往是失业以及被公众甚至是家人、朋友所抛弃。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和足够的社会支持，他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HIV病毒和贫困 的双重“阴影”之下。（完）

从一个人家到另一家，往往要开车一个多小时。穿行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之中，一些地方开始慢慢变得有点熟悉。而每探访一个HIV病毒感染者，都像是一次“奇遇”。因为在见面之前，我不知道拍摄对象会是什么样的人，曾有什么样的遭遇和故事。在短时间内，要了解他/她的背景情况，然后通过观察并根据这些背景情况来大致了解这个人、感受他/她的气质，再根据家中实际情况来确定拍摄内容和方式，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每一次拍摄，都要避免在画面构造上与之前拍摄的重复，画面内容还要契合拍摄对象的个人情况，要有所创新——这些自己压给自己的要求贯穿于拍摄的整个过程，也是我内心焦虑不断增加的源泉。但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压力，才让我尽一切所能去创造性地运用所能运用的所有条件和元素。这让我想起了在山东临沂参加工作坊时的情景。那是一次纠结之旅，但也正是那种纠结才能激发出大家的潜能，有所收获和提高。

在拍摄过程中，我也在进一步认识“肖像”。那种被摄对象直勾勾盯着镜头的中画幅肖像虽然流行并有卖相，但我觉得肖像不应只是这样的，呆板而毫无生气。它应该要有所变化，能反映出被摄对象的精神气质。肖像虽然拍的是人，但用画面本身而不只是图片说明就应该能讲“故事”。这里的“故事”可能不是具体的情节，但要有细节，并能用这些细节以及整体的氛围来吸引和打动人。

在整个选题操作完成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了一些与艾滋病相关的人士，一座乡村孤儿院的负责人对我说的一番话促使我重新反思自己作为一个摄影师的角色和作用。她在拒绝我拍摄这家孤儿院时说，有很多人到这里，采访拍照摄像，或者做一些慈善之举，并做出一些承诺，等到他们拿到想要的东西、获取了想要的利益后，就再也不会回来了，无一例外；艾滋病人不需要这样一时的“关怀”，他们需要的是长期而持续的帮助和扶持，包括国家政策、医疗服务、社会认知和文化包容等多方面的。另一名专门在医院为艾滋病人服务的医生也持相似的观点。在向“希望与生命”协会会员解释为何要做这个选题时，我说：“作为一名摄影师，个体的力量是极其微薄而有限的。我会尽自己所能把这组作品拍好，并让尽可能多的人和机构看到它，并被它所打动，进而唤起他们对HIV病毒感染者更多的关注和关心，从而为患者们带来更多实际的帮助。”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我为他们开了一张空头支票。但想到要用照片去切入现实、改变现实，我觉得作为一名摄影师，有时其实挺无力的。

延伸阅读：

《非洲行（1）：“焦虑之旅”开始》

《非洲行（3）：足球梦》

《非洲行（4）：张望着结束》

带着这些疑问我开始找资料。食品安全、艾滋病、疟疾和TB（结核病）是目前非洲大陆上最严重的四大问题，我自己对艾滋病相关问题最感兴趣，所以这是确定下来的第一个大致方向。喀麦隆是非洲足球大国，全民爱球，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之下，是否可以足球作为切入点来探讨当地的贫困生活？最后，雅温得有大小贫民窟（棚户区）数十个，这些地方应该是发现故事的“金矿”。尽管这三个话题显得有些“老套”，但尝试以不同的方式去讲述，对我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挑战。

在找资料的过程中，David Campbell教授的一系列关于非洲的文章给我很多启发和警示，尤其喜欢其中的《The new visual stories of ‘Africa’》。长久以来，当我们提到“非洲”，脑海中浮现出的场景其实无外乎几类：部落生活的奇观、饥荒中皮包骨头的孩子、战乱的血腥和残酷、垂死挣扎的艾滋病人……仿佛非洲人民的生活就是由这些元素组成一般。那么现在，我们究竟还需要什么样的非洲影像才能将那个遥远大陆上的生活较为完整而不带偏见地呈现出来？所以我更愿意将这次非洲行视为一次“去魅”之旅，去还原那里的人生活的本态。也许会失败，但这种尝试和努力是值得的。还记得走之前，陈小波老师给我看了一些她所喜欢的非洲影像，很郑重地叮嘱我：不要去猎奇，不要一味赤裸裸地直接展示生活之惨状，而是要通过影像还他们作为生命个体的尊严。带着这些有益的声音，以及对是否能达到自己期许的不确定的焦虑，我踏上了非洲大陆。

因为有三个选题方向，所以我计划用前三天时间去进入每一个话题，探索继续操作的可能性，然后用剩下的时间集中精力完成可以做的题目。8月16日至18日，我探访了几处当地的贫民窟，本想进行街头抓拍的尝试，但却遇到了困难。在雅温得的一大片贫民窟，会有一个总负责人（chef），这大片贫民窟又会被划分成不同的小区域，每个小区域也会有一个基层负责人，小片区负责人的任免由一大片区的总负责人来掌握。这些大大小小的负责人一般都是当地德高望重的人或家庭的成员来担任，也会有黑帮势力的渗入，在社区生活中起到一定的领导、核心作用。在贫民窟拍照，必须先去这些负责人家里“拜码头”，如果不先征得他们的同意就擅自拍照的话，后果会很严重。这种城市社区的组织管理方式似乎沿袭了部族、部落的生活方式。拜过码头之后，就可以在贫民窟里游荡、拍摄了。但拍摄前必须要征得被拍摄对象的同意。据当地记者介绍，早在喀麦隆共和国建国之初，为强化政府的某种权威，法律规定未获得许可的人不得在公共场所拍照。几十年来，这种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在街头拍照，即便被拍摄对象对此无所谓，周围的人也可能会来干扰。就一般人来说，普遍的心态则是：摄影师用拍到的照片可以去谋取利益，而被拍摄对象什么都没得到，会产生某种心理不平衡。这种对拍照的态度使得抓拍到人的自然生活状态基本不可能。于是我就开始尝试走入人们的家庭，用拼接全景的方式拍摄他们的房间内景，试图去展现居民生活的细节、还原生活本态。

这是8月16日在雅温得一处贫民窟拍摄的Ngatchoua Béchard（中）一家（拼接图片）。

在按照这种方式拍摄了几个家庭后，我停了下来，因为这种被摄对象呆滞地直面镜头的肖像拍摄方式并不是我所喜欢的，它过于模式化和简单化，从照片中无法感受到更多人的活生生的气息。而因为要用全景的方式去展现家庭生活的面貌，从技术上来说，抓拍到更有内容和意义的动作又很困难。

8月18日，在雅温得一处贫民窟，Dooh Theodore在家中制作泥塑（拼接图片）。

尽管我拍到了这样的画面，但寻找有意思的场景和人物以及沟通所花费的时间成本过高，而且我确实无法确定还能拍到比这个更好的，所以不如放弃。

8月17日至18日，我开始探访当地的足球学校，拍摄了一些学员训练的场景，一边在寻找可以拍摄图片故事的个人，同时感受、了解当地的足球文化。平时坐车在市区经过，看到有关足球的内容，我也会停车拍摄一些。但直到这时，我还是无法确定，这个关于足球的故事究竟如何来讲。

8月19日，我探访了雅温得城市和郊区的数个孤儿院和服务机构，寻找艾滋病致孤儿童。但这些孤儿院基本没有这类儿童。有一家专门的艾滋病致孤儿童福利院却已经放假，院长提出可以找来一些孩子供我拍摄，但暗示需要给她提供一定的“帮助”，被我拒绝。

几天下来一无所获，我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

延伸阅读：

《非洲行（2）：Live in the shadow of HIV》

《非洲行（3）：足球梦》

《非洲行（4）：张望着结束》

人民英雄纪念碑

6月3日-9日在山东临沂待了几天，参加孙京涛老师组织的“三人行摄影工作坊”，和李楠、任悦、常河这几位老师以及一帮年轻摄影师们在一起，整天拍照片、谈论摄影，简单而充实。具体情况下回再表，这里的照片是在完成个人拍摄选题的间隙拍到的一些散片。

临沂是个有意思的地方，一提起它，大部分人都会想起沂蒙山、老区，一幅苦哈哈的模样。真正到了，才发现这里不小，一条宽阔的沂河穿城而过，给城市带来了些许灵气。但就像中国很多迅速长大的城市一样，这里也在经历着急剧的膨胀和略无主张的“发展”。于是，在沂河两岸有类似央视“裤衩楼”一样的建筑，有缩小版的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也有似真非真的丹麦“美人鱼”，还有一些拔地而起直上云霄大而无当的“外星建筑”。尽管这里经济发达，有众多大型、超大型的商城，甚至有“南义乌北临沂”的说法，但它终究缺乏作为“城市”的可审美性。它在迫切地试图摆脱些什么，同时也在试图证明些什么，在外人看来，这是一种何其纠结的状态。那些建筑、那些开阔、那些“大风格”（孙京涛老师语）形成了某种新的“意识形态”，笼罩在这座城市，乃至众多像临沂一样的中国城市上空。与此同时，与那段历史相连的“革命”、“党”、“毛主义”等等关键词，依然汇成一道暗涌，在这个城市表面的繁华之下默默流动。

这是一个矛盾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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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 by 尤文虎

5月19-21日在重庆出差，刨去一天时间用来开会，真正用来再次感受重庆的时间少得可怜，留下的照片也就少得可怜。还记得大约是2003年冬季，在重庆，一个晚上，山里雾霭重重，我坐在一辆摩托车的后座上，向某个地方赶去。幽暗的车灯只能照见前方很近的一小段路，光影里时不时会出现另一辆摩托车，后座上坐着个姑娘。周围一片昏黑，我们仿佛两只穿行在森林里的萤火虫，如果以上帝的视角来看，那场面一定很感人。这是我对重庆至今无法抹去的记忆——散不去的雾，忘不到头的山路，以及某种渗入肌肤的晦暗⋯⋯

因着阳光和新鲜空气，把儿子送回了妻的汕头老家。闲待几日，偶尔上街时，拿着Canon G10小数码相机拍了些街头风物。汕头是蛮有意思的小城市，街道窄窄，各种街边店铺鳞次栉比，生活便利自不必说，是王军老师心目中的理想城市形态。表面看来旧旧，其实蕴藏着无尽能量，但貌似仅限于经济、商业方面的，至于其他方面的，倒不好说。

岳丈家有个露台，种满花草树木。阴雨即来的下午，站在那些绿色的周围，深深吸一口潮湿的空气，清凉惬意，时时有回到儿时的错觉。一如晚上陪着妻在其母校后门外饕餮街边小吃时，一抬头，坐在面前的仿佛是那个从未改变过的高中女生。

夜晚的伏尔加河。

脑海里对于伏尔加河的印象只有那幅名画里描绘的模样，因为那些辛劳的人而带上了悲苦的印记。这次来到伏尔加河畔的阿斯特拉罕小城，真正吹到了河面上扫过的凉风，才略微有了些新的印象。

这座小城以前曾是鞑靼人的领地，后来被俄国人占了去，也就做了人家的子民。今年是它建城450周年，到处是大兴土木粉刷建设，像是迎接奥运的北京。城市依河而建，中心是古老的不规则四边形的克里姆林，由此散发出整个城市的脉络，和俄罗斯的很多城市相仿。城里依然保留着很多传统俄式木屋，整座房子用木头修建，架在砖石的底座上，像积木一般。精美的木雕花纹装饰屋檐窗棂，大多都很灵气漂亮，与俄罗斯人粗旷的风格不大相符。

小城不大，但也容纳着好几座大教堂和清真寺，信徒甚重。有两个东正教教堂里的圣象画不错。清真寺倒是一般，除了彩玻璃窗比较好看，并无太多亮点。

匆匆而过，匆匆留影。

夜晚的伏尔加河。

伏尔加河日落。

教堂背面。

清真寺礼拜。

清真寺礼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