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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KE + NORFOLK (Portraits, 3rd prize stories, Simon Norfolk)

01 January 1878

The Amir Yakub Khan, General Daod Shah, Habeebula Moustafi with Major Cavagnari C.S.I and Mr Jenkyns. Proud and imperious, Cavagnari was chosen by the British as their envoy in Kabul knowing his arrogance would soon produce a casus belli. Within four months, an angry crowd destroyed the embassy and Cavagnari and Jenkyns were dead. Photographer Simon Norfolk was inspired in this project by the pictures of war photographer John Burke from the Second Anglo-Afghan War in 1878-1880. These were the first ever photographs made in Afghanistan.

05 December 2010

British Ambassador Sir William Charters Patey KCMG, his private secretaries and his Nepalese mercenary security guards. Photographer Simon Norfolk was inspired in this project by the pictures of war photographer John Burke from the Second Anglo-Afghan War in 1878-1880. These were the first ever photographs made in Afghanistan.

1878-1880年间，英国发动了第二次对阿富汗战争。期间，英国摄影师John Burke （1843?-1900）跟随英军进入阿富汗，成为第一位在那个地区拍照的摄影师。之后，他将其拍摄的照片制成少量相册向公众出售。然而，Burke没有留下任何日记，这与同时期的大英帝国的摄影师们完全不同。他也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他自己的照片。总之，Burke就像是一个谜。在其去世后，儿子继承了他的生意，但很快就关张大吉，Burke在阿富汗拍摄的那些底版也随之丢失。有关阿富汗的第一批影像，就只能停留在当时Burke制作的那些珍贵的相册之中了。

摄影师Simon Norfolk于2001年阿富汗战争开始后，前往当地拍摄了大量照片。之后，他再没有回去过。“战争进程使我变得愤怒，我想要回到那，但找不到合适的‘通路’。我不想只是回去重拍那些我2001年就曾见过的东西。我想找到一种恰当的创作形式后再回去。”当Norfolk第一次看到Burke制作的相册时，他“立即从中看到了帝国历史的循回。”这也促使他于2010年再次踏上阿富汗的土地。这一次，真正使他感兴趣的是有关“帝国主义”这样的主题，而伴随他的，则是130余年前那名传奇摄影师留下的影像。

Norfolk努力在2010年的阿富汗寻找着那些曾经出现在Burke照片中的历史痕迹，然后以一种相似的形式——无论是地点、情境或人物类型，还是人物间的关系、表情等等，甚至连画面的构图和色调都很相似——来展现一种所谓的历史的轮回往复，以及英国在战争中对阿富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在这种相似与对称之中，摄影师构建出一个基于影像的历史和意义空间，供观者探寻、发问、反思并得出自己有关战争与历史的结论。

在Norfolk拍摄的照片中，我们能看出一种摆布后人物展现出的不自然和尴尬。对此也许能有两种解读。其一，摄影师太过注重对Burke的“模仿”以求得形式上的呼应和统一，从而造成了这种生硬的观感。以这张图片为例，如果摄影师在拍照前没有为被摄对象安排位置，他们又会怎么坐如何站？抛开着装外貌等因素，他们之间的位置关系是否还能体现出其中的政治、权利等诸多复杂关系？摄影师的安排，是否是在刻意说明：经历百余年后，阿富汗依然存在着肇始自大英帝国时期的“殖民”气息？其二，也许这种“不自然”和“尴尬”，正是英国在这一次对阿富汗战争中所处的状态，甚至可以说是西方世界在当今面对阿拉伯世界时所具有的那种深刻的不自然和尴尬。政治家们总是被一种狂热的想像所驱使，更为可悲的是，他们往往认为这种想像要比现实重要得多。

Norfolk参加比赛的这组作品，其内容选择基本局限于政治、战争这样的话题，而在他的网站中，还有大量有关社会日常生活与文化方面的比对图片，其中不少都更有趣得多。

注：部分内容编译自Simon Norfolk个人网站，图片源自荷赛（WPP）官网。

摄影：鱼得乖

为何会做这件事？我一直记得一个故事：美国越战期间，一名老人每天晚上都会手里拿着蜡烛，默默站在白宫外面请愿，希望政府能尽快结束战争。一名记者忍不住问他：老先生，你觉得这么做真的能够改变政府的决策吗？老人回答：我知道我改变不了政府，但我这么做是为了不想被政府所改变。就我个人而言，除了2010年“4·14”玉树地震后与那里结下的缘，心里埋着对那的牵挂外，老人的这句话，也是对我参与做这件事动机的一个准确概括。现实太过庞大而残酷，渺小的我们，只能靠做一些事情来保持自己内心世界的完整与平衡。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像乔布斯那样“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的雄心和能力。

为何要买新衣？捐旧衣不也一样吗？据我的实践来看，区别很大。捐旧衣，要有人按照受捐助对象的需求分类整理，要清洁消毒，要有地方存放等等。这些工作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场地的支持，对于我们这样以业余时间进行公益实践的人来说，并不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同时，最大的问题在于，捐旧衣有可能成为一些朋友清理衣柜的理由，而有可能忽视了这些衣服是否真的为对方所需要。而买新衣则可以根据孩子们的实际情况，有的放矢地提供帮助，效率更高。慈善捐助不止是为了满足自己想要帮助别人的道德需要，更要考虑这种帮助是否真的有效，是否能真正落到实处从而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空泛的爱和道德是容易被唤起的，但切实有效的支持就不容易做到了。

为何要在微博上发起募捐？凭借手中的资源，找到个把企业不就能把这件事情轻松完成？但我还有一点“私心”，想要通过这个活动，吸引更多普通人重新燃起对公益活动的哪怕一点点信心和热情。在看过越来越多的肮脏和丑陋后，我们更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给予自己信心，而不仅仅是指责、抱怨、转发、评论，之后呢？各过各的日子，一切照旧？我们不只要围观，更需努力带来改变。当然，这种所谓的“实验”有一个限度，就是不能以牺牲孩子们的温暖为前提。为此，我们找了可以“兜底”的企业，在寻到合适的供货商前吸纳网友的爱心捐款，一旦谈妥供货事宜，不管有多少捐款，我们都会直接把剩余的款项请企业补齐，然后尽快发货，让孩子们穿上新衣。幸运的是，在找好供货商的同时，我们的爱心捐款也达到了足够的数额，剩下的工作都得以顺利进行。

今年冬天捐了冬衣，明年呢？玉树地区的孩子和教育需要持续的关注和支持，其切入点也应该是多元而丰富的。从授之以鱼到授之以渔，其实我们很多人都能从自身的工作、生活圈子出发，找到帮助他们的方式和方法。只有NGO、公众都参与进来，才有可能满足这个地区因为政府工作缺位而造成的各种需求。而这些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推动政府改变其执政思维和工作方法，提高其工作能力，为社会带来更多有益的变化。带来改变的途径有很多种，单纯的对抗和批判绝不是唯一的方式。对于现阶段的中国现实而言，有时只有把桌子做好，别人才有可能把茶杯放在上面；而我们所能做的，似乎也只有把桌子做得更漂亮更结实。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从小事做起吧。

脑海中还会时不时想起些片段，记下吧，免得终被遗忘。

一位朋友直率地对我说，你的照片选题感、形式感挺强，但若要放到自我表达的层面来看，还有些勉强。说得不错。受过新闻学教育的训练，有过做记者的经历，就很容易从选题、立意、背景等等出发，看到一些宏大。但这些果真于“我”有意义而不仅仅是于“你们”、于“他们”有意义？这倒未必。于是，一个选题，操作一段时间就会发现没有了继续下去的“动力”，想要放弃，甚至会为了继续下去而用那些宏大意义之类的东西去说服自己，让自己成了“意义”的人质，照片干瘪而无生命的质感，人也变得痛苦。能够真正实现自我表达的“选题”，一定是那个你对其常有热情、常能发现兴趣点、常能有诉说欲望的主题，它必是你生命中的某个核。那么，这个“核”又何尝不是某种宏大、主旨和意义？是的，但它在作品中不是那么明显、外露、控制欲强，它若隐若现、渗透在照片里。

一位摄影界的老前辈谈到图片编辑与摄影师的关系：摄影师就像一群羊，他们只知道吃草；而图片编辑应该是牧羊人，他知晓如何将这群羊从贫瘠之地带至水草丰美之处，他知道沿途的艰险并且能带着羊儿顺利地穿越这些险地。很多时候，羊犯下的错误，其实是牧羊人的过失。很羡慕他所说的这种关系，但现实之中，这种牧羊人少之又少。

听马格南摄影师Susan Meiselas的讲座，她展示了两种影像与历史发生关系的方式。一种是如《Nicaragua》这样，前后历时25年，她的作品逐渐成了当地历史的一部分，同时，影像也在或多或少地影响历史的发展（当然，这并不是作者的本意）。另一种是如《Kurdistan》这样，影像只是从旁记录历史，作为历史发展的证据；既然是证据，那么就不必考虑照片究竟是谁来拍的，只要它具有细节的质感，因此书中还有很多她搜集的历史上其他人拍摄的有关库尔德人的照片。她的核心目的是，摄影师不应只是拍摄照片，从你的拍摄对象那取走一些照片，更重要的是，这些照片如何“回到”它们的诞生之处，并对与之相关的人产生意义。她在Nicaragua拍摄的那个扔燃烧瓶的年轻士兵的影像，上了征兵的宣传海报，也被反对派所用，甚至被印刷在火柴盒上……尽管这些都不是摄影师所能预想到的，但它确实成为了那场运动/战事的icon，也切切实实地对那段历史产生了一定影响。数十年后，她将一些照片制作成大幅展板，树立在曾经的拍摄之地。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已经不知道这些地点的含义了，但对于曾经经历过那段时光的人来说，这些照片，就像一座座纪念碑，默默诉说着曾经发生过的一切。25年后，她重回故地，拿着那个年轻人的照片，想要找到他。于是，那张照片的旁边，有了很多可能认识他的人对他近况的描述。这些文字和照片一起成为寻找的线索，直至最终找到他，一个抱着女儿的中年男人。两张照片对比，令人唏嘘。历史的空间也就在这两张时间的切片之中倏然形成。

昨晚在香山一间小民居里喝茶，旧友新朋围坐一处，有松子和着木炭烧的火煮的井水，有来自台湾的乌龙茶和瓷茶盏，有身着长袍汉服的专业茶师的好手艺……古琴声声，齿间流芳，屋中温暖，窗外则是难得一见的星星。不关心摄影，只关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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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在车库听到了清脆的琴声。循着声音走过去，看到一个小姑娘在一个半封闭的小间里，对着古筝勤奋地练习着。房间里距她不到一米的地方，停着一辆银色的灰头土脸的汽车。她的世界仿佛就那么小，仿佛又很大，随着琴声向着远处慢慢生长开去。

她先弹了一会练习曲，然后打开节拍器，跟着那毫无变化的嗒嗒声，不厌其烦地想要练会一个段落。那大概很难，她不得不一次次停下来重新开始。节拍器是件冰冷的工具，跟着它严丝合缝地将音符镶嵌在那些时间的空隙里，像一个个囚着的人。这个情景我很熟悉，那曾经是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只是又在一瞬间轰然崩塌，就像爱情和信仰。

我想告诉她，别太用力……

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采访时，恰好遇上雨季，没有想象中的“非洲温度”，时不时还会下上一场透雨。那里的天空总是清澈的，尤其是下过雨后。这是雨水打在一片贫民窟用来遮雨的铁皮板上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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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听闻非洲教堂里的唱诗与众不同，8月21日星期日，在雅温得半山坡上当地最重要的教堂里录下了这段声音。欢快里自有一种神圣。只是不大会录这种空间很开阔、混响很大的现场音，可惜了好的声音素材。

记忆中的雅温得是个嘈乱的城市，所见之处是坑坑洼洼的狭窄道路和上面不停喷着油烟的破车。有一种活色生香之感，但似乎又辨识不出其根基，像夜空中绽开的烟花，绚丽纷繁有余，烟雾散去又没了踪迹。大概只有满街弥漫的油烟味才是我对这个城市最为切实的记忆。印象中，那里的人似乎都住在各式各样低矮的平房里，街上的生意人似乎总是处于等待的状态，小本生意，每天能管饱即可，并无大的野心，或者说无暇去做这样的思考。平常和当地人交往，作为”白人“，施舍与赠予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接受得坦然，却可能不会带着感恩的心思。远处半山上是各大公司和国家部门领导的私人别墅，豪华程度让人觉得这不是在非洲，而几十米开外就是泥泞的小路和错落于路边的破旧小屋。……种种碎片式的认识，让我觉得这个城市的日常生活似乎很有活力，但缺乏发展的动力。不知道这是不是这个国家乃至整个非洲的缩影。

01）一名刚刚完婚的新娘回到带着礼物回到雅温得郊区的村里（8月21日摄）。

02）在雅温得街头，一些工人在工作间隙休息（8月18日摄）。

03）这是8月21日在雅温得一座教堂外拍摄的代售的圣像画。

04）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居民在车边闲聊（8月16日摄）。

05）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的发廊里，一名居民在制作发型（8月16日摄）。

06）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一名孕妇坐在凳子上做家务（8月17日摄）。

07）两名合作生意的商贩在雅温得街头的简易电话亭里等待顾客（8月18日摄）。

08）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一名居民在看买来的牙膏（8月16日摄）。

09）这是8月20日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居民家中拍摄的客厅一角。

10）孩子们在雅温得街头一处足球场外翻墙看比赛（8月20日摄）。

11）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居民在路边房檐下避雨（8月22日摄）。

12）这是8月20日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拍摄的民居小院。

13）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一名妇女在路边打电话（8月23日摄）。

14）两名小观众在雅温得一处足球场边观看球员训练（8月25日摄）。

15）一名市民在雅温得市中心街头站着（8月19日摄）。

16）两名市民在雅温得一家小餐厅里等着侍者为他们上午餐（8月22日摄）。

17）在雅温得一处农贸市场，小贩拎着鸡等待顾客（8月23日摄）。

18）居民在夕阳下走在通往雅温得一处棚户区的小道上（8月23日摄）。

延伸阅读：

《非洲行（1）：“焦虑之旅”开始》

《非洲行（2）：Live in the shadow of HIV》

《非洲行（3）：足球梦》

01：在雅温得一条路边的空地上，一群孩子在踢足球。在这里，任何一处空地都有可能成为人们享受足球带来快乐的场所（8月19日摄）。

02：在雅温得棚户区一栋烂尾楼旁的小块空地上，一群孩子在踢足球。在雅温得，任何一处空地都有可能成为人们享受足球带来快乐的场所（8月27日摄）。

03：一名出售生活用品的小贩在雅温得一处正规红土球场边驻足，欣赏两支女子足球队的比赛（8月17日摄）。

04：在雅温得一座监狱外的球场边，人们坐在简陋的看台上等待比赛开始，头顶花生的小贩穿过球场，到处招揽生意（8月27日摄）。

05：一名男孩在雅温得一处球场边的草丛中捡球（8月26日摄）。

06：雅温得一处球场边散落着人们喝完袋装水后丢弃的塑料包装袋（8月25日摄）。

07：在一场训练赛中，一名踢球者走过石头摆成的球门（8月21日摄）。

08：一名女孩坐在雅温得一处球场外，看着男孩们在远处踢球（8月26日摄）。

09：年轻人在雅温得一处正规红土球场上冒雨踢球，守门员观察着场上的形势。无论雨天炎天，都无法阻挡这里的青少年踢球的热情（8月22日摄）。

10：在雅温得一家足球训练中心SCHALOM的学员宿舍拍摄的挂在窗边的守门员用的手套。周六是雅温得的比赛日，城里会四处上演多场比赛，这座训练中心的学员也会参加不同的比赛。空荡荡的宿舍静谧而安宁（8月27日摄）。

11：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边的简易小吃吧，几名青少年坐着聊天。足球是这里人们在社交场合开始交谈的最好话题之一（8月26日摄）。

12：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的巷口，几名少年在夕阳下踢球（8月23日摄）。

13：在雅温得一处简易球场边，一名少年穿着印有LV标记的布鞋做训练前的准备。不论布鞋还是拖鞋，在这里的青少年脚下都是可以用来进球的“球鞋”（8月25日摄）。

14：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的小路上，两名少年穿着拖鞋踢球。不论布鞋还是拖鞋，在这里的青少年脚下都是可以用来进球的“球鞋”（8月25日摄）。

15：在雅温得一处棚户区的球场边，一名小球员穿戴整齐，准备参加比赛。为了在上场前不把球衣弄脏，他特意套上了一件自制的外罩。这里的青少年将比赛看做是生活中的大事，哪怕是上场几分钟都要穿戴正式的“行头”。好看的球衣和球鞋平时被他们小心收藏起来，只有比赛时才拿出来用（8月27日摄）。

16：在雅温得一家足球训练中心SCHALOM的学员宿舍，一名学员的床头柜上摆放着自己的证件照片和球星的明信片。那些已经成名的球星是这里年轻人的生活目标（8月27日摄）。

17：在雅温得一处球场边拍摄的废弃的球衣（8月27日摄）。

18：在雅温得一家足球训练中心SCHALOM的学员宿舍，学院们的球衣被晾晒在草地上，一只小羊在一边吃草（8月17日摄）。

19：在雅温得一处简易球场，一名青年冒着烈日练球（8月21日摄）。

20：在雅温得一处球场，一只足球被踢向傍晚的空中（8月25日摄）。

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无论是大路边的红土足球场里，还是棚户区的空地上，到处可见青少年挥汗如雨踢球的场景。对于喀麦隆人来说，足球明星是和总统一样受欢迎的人。成为一名球星，意味着拥有丰厚的金钱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对其家庭乃至整个家族生活的彻底改变。因此，踢球是这里的青少年、尤其是贫困家庭里的孩子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因为足球背后是他们获得成功和改变生活的梦想。在众多球星之中，埃托奥无疑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现年30岁的喀麦隆足球运动员埃托奥（Samuel Eto’o）是非洲足球史上最为耀眼的球星之一，也是当今国际足坛薪水最高的球员，曾帮助喀麦隆队赢得2000年奥运冠军和两次非洲杯冠军，还帮助巴塞罗那队和国际米兰队多次赢得欧冠联赛和国内联赛冠军。

雅温得一家足球训练中心SCHALOM的教练Mama Lazare说：“现在的喀麦隆青少年都以埃托奥为偶像。我要帮助他们踢下去，踢得好，达到他们偶像的水平，最终获得成功。”（完）

延伸阅读：

《非洲行（1）：“焦虑之旅”开始》

《非洲行（2）：Live in the shadow of HIV》

《非洲行（4）：张望着结束》

在和“希望与生命”协会的负责人详细阐述了我的想法后，出乎意料的是，她同意为我找十几个协会的会员，第二天一早在办公室见面，由我来向他们解释自己的工作内容，征得他们的同意就可以进行拍摄。一切似乎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回到办公室，我在flickr上用“face”和“shadow”作为关键词，搜索了一些能展示出我所想要拍摄图片的概貌的图片样例打印出来，准备第二天给那些HIV病毒感染者展示，消除他们的顾虑。

第二天，一切进行的还算顺利，来了13个人。在向他们详细解释了我拍摄这组图片的目的、具体的操作方式并展示了图片样例后，有8个人答应作我的拍摄对象。下午就开始了紧张的探访、拍摄工作。从20日到24日，我一共见了23名HIV病毒感染者，为其中的15个人拍摄了环境肖像，同时对其生活景况进行了采访并录了音。

01）8月20日，A女士坐在不足10平方米的家中。A女士，50岁，至今未婚。2007年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一家医院做手术时检测出感染HIV病毒。家人都很排斥她，而她对外则隐瞒自己的病情。生有5个孩子，目前和其中3个孩子共同生活。曾有3个男人答应与她结婚，但都相继离她而去。她在当地一家私立学校做老师，每月收入为5万非洲法郎（约合114美元），除支付5000非洲法郎的房租外，还需支付孩子的学费和自己的药费。她希望自己的孩子都能读书，以后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

她住的房间很小，一张双人床占据了房间的一半，雪白的床单煞是醒目。抬眼就能看见墙上挂着的花布裙子，和她身上穿的很是呼应。她隐没在阴影里，像是墙角里堆着的一件衣服。

02）8月23日晚，B女士在雅温得一家小教堂里祷告。B女士，37岁，丧夫寡居。2008年其丈夫病死后发现自己感染HIV病毒。生有2个孩子，目前和其中1个孩子共同生活。她靠走街卖货为生，几乎所有的钱都用来治病，有时会得到教友和朋友的资助。她希望能找到稳定的工作以维持生活，并让孩子读书。“我跟上帝说我感染了（HIV），总在祷告。治病的工作是人在干，但让你康复的则是上帝。”

她住在哥哥的房子里，墙上贴着一个美国歌星的大幅海报，那是哥哥喜欢的美人儿。我在那个小房间里实在找不到任何与她有关的生活的气息。那是星期五，听说她晚上要去一间小教堂做礼拜，于是请她帮忙和教堂的牧师先申请一下我们去拍摄的许可，我们拍完另一个人后就去找她。从一个拍摄对象家颠簸了近两个小时才赶到那间小教堂，这里距离她生活的地方很远，不知道她为何要选择在这个教堂做礼拜。慢慢走近由一间平房组成的教堂，看到她站在靠门的一把椅子后面，和周围的人一起，跟随着牧师大声地呼喊、祈祷、甚至哭泣。我仿佛有点理解了她为何会来到这里奉献对上帝的爱。

03）8月20日，C女士坐在不足10平方米的家中的床上。C女士，28岁，2006年产前检查发现感染HIV病毒，其丈夫随即抛弃了她。生有2个孩子，目前与其中1个孩子共同生活。靠做女佣为生，每月收入为2万非洲法郎（约合45美元），除支付8000非洲法郎的房租外，还需支付孩子的学费和自己的药费，有时得向朋友和家人借钱。她梦想医疗条件能得到改善，找个不错的工作，希望有男人能接受她，也希望孩子有朝一日能成为“大人物”。

又是一间小屋，进门就看到一片白帘子，后面就是她的床。直觉她是一个小心翼翼的人，把自己裹的很紧。于是让她躲在了帘子后面。她的眼睛中仿佛映着害怕……

04）8月21日，D女士在自己家中展示其用来做小生意的Call Box（简易电话亭）。D女士，52岁，至今未婚，2003年检查身体时发现感染HIV病毒。生有4个孩子，其中1个已经去世，其余的跟着亲戚在外地生活。曾经当过保姆，也曾做过简易电话亭的工作，但现在很难继续维持下去。她希望能有更多的钱治疗其所患癌症和艾滋病。

天快黑了才找到她家，一座三层小楼，是她父亲的宅子。她的母亲去世了，她和爸爸的其他四个老婆以及她们的家人一同生活在这栋小楼里，俨然一个大户人家。房间不小，被分成两个部分，每边有一套破旧的沙发，除此空无一物。我让翻译问她做什么工作，她说以前做call box生意（用自己的手机为路人手机充值的业务，一般都和电话公司有关系，付2000块可以冲2500左右；还可以提供公用电话服务，资费比正常费用更便宜），现在做不了了。墙角立着她做call box时用的大遮阳伞。好吧，就举着它吧，像在外面做生意时一样。空荡荡的房间里，她孤零零地坐在那里，举着一个大伞，上面挂着75非洲法郎的标价牌，手里还拿着为别人充值用的手机，荒诞而廉价的性命、生活。

05）8月21日，E女士在自家小屋里化妆，准备去教堂参加弥撒。E女士，31岁，2004年检测出感染HIV病毒。目前寡居在娘家，其丈夫在他们结婚2年后就死于艾滋病。当其他人得知她的病情后，她就丢了老师的工作。目前她在一家小商店打工，每月赚25000非洲法郎（约合57美元），刚够支付她的交通费和医药费。她希望能找到一个信教、人好的丈夫，即便知道她的病情也依然爱她、和她一起享受生活。

是星期日，一早赶到她家，因为十点大家都要去做礼拜。父亲穿着笔挺的西服、母亲也换上了漂亮的礼服，已经准备出门了，她还在收拾。蓝色的窗帘和她的衣服很配。

06）8月20日，脚受伤的F女士躺在租住的小屋里，和小猫玩耍。F女士，43岁，2008年因做手术多次输血感染HIV病毒。2010年，其丈夫知道她的病情后随即与其离婚。生有4个孩子，全部感染HIV病毒。目前她带着其中两个孩子租住在小山坳里的一座小房子里，白天孩子们出去玩，只有一只小猫陪伴她。以前她是秘书，现在偶尔能打打零工，挣到的钱可以支付每个月13000非洲法郎（约合30美元）的房租。她没钱支付CD4检查费用，而没有检查结果就没法得到免费的药物，但孩子的学费她坚持支付。她想能有固定收入的工作以维持生活。因为家里人都不管她，希望将来孩子能养她。

这是我的第一个拍摄对象。跟着她走在崎岖的小路上，慢慢走向她在一个小土沟里租住的房子，我拍下了她隐没在一片芭蕉树阴影中的背影，远处是破败的小房子。我想，这是个好的开头。这只小猫是上帝给我的礼物，它就那么悄无声息地溜达了进来，蹲在床边。

07）8月23日，发型师G女士头戴假发，站在自家的小屋里。G女士，28岁，2009年在进行例行检查时检测出感染HIV病毒，系工作时感染。生有1个孩子，至今未婚。目前她住在别人免费提供给她的一间小屋里，孩子则与其父亲一起生活。她偶尔给所住地方周围的人做做头发，不够每个月的伙食费和医药费。她希望能重开理发店，这样就能独立生活，但她会格外注意安全，以避免传染。

她是我在喀麦隆遇见的几个最美丽的女人之一，和我一般年纪，尚是风华之时。房间里也是简单，白帘子后面是床，此外别无它物。我不想放弃，就在一边看着她给另一个小姑娘做头发，把一些假发用针线缝在短短的发髻上做辫子，再用一种传统的植物发胶把卷卷的头发拉直，顺贴地伏在头上。小姑娘在一边时不时发出被发胶蛰疼的嗞嗞声。嗯，假发，反着戴上它吧，能遮住你的脸不被别人看出来，却挡不住你的魅惑和性感。

08）8月20日，H女士坐在办公室里沉思。H女士，35岁，1996年在前夫去世时检测出感染HIV病毒。生有两个孩子，现在的丈夫也是HIV病毒感染者，目前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她没有正式工作，2007年创办了“希望与生命”协会，致力于为当地HIV病毒感染者提供心理援助、信息咨询、就业就医指导等服务。她希望能筹到治病的钱，在当地进行治疗至少要花费150万非洲法郎（约合3410美元）；同时，她也希望“希望与生命”协会能得到更多资金和物资方面的帮助。

傍晚赶到她那里，本已经不抱有能拍到什么的希望了，看了她家里就更是如此了。来到上午到过的办公室，小铁窗外是渐落的晚霞，很漂亮。支起带着的一盏小新闻灯，强度竟然与外面的自然光差不多，一边让翻译和她聊天，我在一边抓拍。不到10分钟，晚霞褪去，我也拍到了想要的照片。

09）8月22日，病情严重身体虚弱的I女士躺在自家小屋里。I女士，54岁，2006年治疗腹泻和肺结核时检测出感染HIV病毒。生有5个孩子，至今未婚，目前她和其中的3个一起生活。她以前曾是喀麦隆农业部的公务员，目前失业，靠邻居和好心人帮忙维持生活。她希望能有足够的钱用来支付医药费和孩子们的学费。

见到她时，她大概就这么趟着，房间里阴暗，散发着死亡的气息。外面是烈日，她的几个儿子在路边支起一张桌子，靠给人拷贝点流行歌曲mp3赚点小钱。他们还是学生，没法做正经生意来养家。她的声音细弱游丝，我让翻译不要问太多问题，让她好生歇着。我只是在一边拍照，也没有录音。她的手脚指头上都涂着猩红的指甲油，在昏暗的光线下，凝重得像是一个个深潭。

10）8月23日，J女士站在一辆损坏的出租车旁。J女士，36岁，2008年进行产前检查时检测出感染HIV病毒。生有3个孩子，至今未婚，目前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她是一名保安，每月可赚8万非洲法郎（约合182美元），可以支付家庭生活开支和孩子的学费。她希望上帝能帮助医生找到治疗艾滋病的办法，希望孩子们快乐、长寿。

穿上保安工作服，她颇有些英朗之感。这是她家门前的芭蕉树和报废的出租车。

11）8月21日，K先生躺在自家的沙发上阅读《圣经》。K先生，42岁，2004年出国旅游例行检查时检测出感染HIV病毒。生有3个孩子，至今未婚，目前与其中1个孩子一起生活，家人尚不知道他的病情。他以前是音乐人，现在靠种树苗、在教堂乐队打工维持生活，每月卖树苗能挣6万非洲法郎（约合136美元），可以支付孩子的学费和自己的医药费。他希望艾滋病患者的生活待遇和治疗条件能够得到提高，公众“不要拿患者当怪物”。

我问他平时的爱好是什么，他说是读书，随后拿出了一本圣经，靠在沙发上读了起来。我隐在黑暗中，忽然想起一组短片的名字：《十分钟年华老去》。

12）8月22日，L女士坐在自家的沙发上。L女士，34岁，2010年进行妇科检查时检测出感染HIV病毒。生有两个孩子，至今未婚，目前孩子与他们的父亲在另一座城市生活，她和弟弟租房住在一起。她靠卖鞋为生，每月挣4万非洲法郎（约合91美元），除了支付房租、医药费外，还要养活弟弟。她希望能换个生意做做，赚到更多的钱，得到更好的治疗，同时也希望政府能够帮助百姓正确认识艾滋病。

这也是让我抓狂的一次拍摄。从大雨里钻进这间小屋，看不出能有何作为的可能。本想放弃，又不甘心。忽然发现她的裙子和沙发套颇有些相似，不妨让它们彼此“长”在一起吧，虽然这也许是拍照的一大忌讳。从她的背影里，我仿佛读出了“拒绝”二字。

13）8月24日，M女士站在自家的冰柜前。M女士，33岁，2007年丈夫病死后检测出感染HIV病毒。目前带着3个孩子寡居，靠卖菜和前夫的抚恤金为生，除了支付每月25000非洲法郎（约合57美元）房租，还要支付孩子们的学费。她希望能找个男人帮帮她，孩子能被好心人接济。“我不能跟外人说自己是HIV病毒感染者。姐姐和妹妹知道我的病情后一直像躲瘟疫一样躲着我。”

有个朋友说，看这张照片，觉得她仿佛在打开一具棺材。

14）8月22日，N女士坐在餐桌前，对着晚餐发呆。N女士，39岁，2003年，3个月大的儿子患病去世，她随后检测出感染HIV病毒。生有4个孩子，2008年，因为丈夫生活不检点最终与其离婚，3个孩子与他们的父亲生活在一起。目前，她住在前夫留下的房子里，靠亲戚朋友帮助度日。她希望能找个英俊潇洒的男人和她一起生活。

到她家时，正好赶上停电。本想尝试拍一张长时间曝光的肖像，后来她的女儿点起了蜡烛，也就作罢了。在协会办公室第一次见到她时，我就觉得她身上有种优雅的气质。她的裙子很漂亮，有各种各样的花纹。她把自己的脸用头巾紧紧地包裹起来，像是个阿拉伯女人。我问她平时就是这样吗？她摇摇头。最终我说服她摘下了头巾，并把拍到的每一张照片都让她看了看，确认别人是否能通过这些照片认出她。令我好奇的是，一些在我看来丝毫无法辨认出她的照片都被否决了，而另一些我觉得有可能泄露秘密的照片却被她留下了。女人和男人、他者和自我对于自己的认识真是天壤之别。谢谢我的翻译Bernard，他举着另一支蜡烛陪我拍了好久。

15）8月22日，O女士站在自家窗前，感受着胎儿的胎动。O女士，36岁，2002年产前检查时检测出感染HIV病毒。生有1个孩子，未感染HIV病毒，所以她又满怀信心地要了第二个孩子，目前已怀孕4个月。以前曾是酒店招待，得知自己的病情后就放弃了工作。她盼望第二个孩子是健康的，希望大女儿长大后当医生，给艾滋病患者治病，或者当个老师，教育孩子们小心艾滋病。

这是一张貌似有点“主题先行”的照片，我想突出“希望”，因为她的勇敢和对生命的热爱。拍完之后，我想应该用它来为这个故事结尾。

喀麦隆的HIV病毒感染率曾持续上升，一度高达20%，但这一数字近年来持续下降，2009年降至5.1%。据UNAIDS发布的统计数据，2009年， 喀麦隆全国共有61万名HIV病毒感染者，其中15岁以上的HIV病毒感染者有55万人。其中很多人的病情并不为外人所知，有的甚至连家人也毫不知晓，因 为将自己的病情公之于众的后果往往是失业以及被公众甚至是家人、朋友所抛弃。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和足够的社会支持，他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HIV病毒和贫困 的双重“阴影”之下。（完）

从一个人家到另一家，往往要开车一个多小时。穿行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之中，一些地方开始慢慢变得有点熟悉。而每探访一个HIV病毒感染者，都像是一次“奇遇”。因为在见面之前，我不知道拍摄对象会是什么样的人，曾有什么样的遭遇和故事。在短时间内，要了解他/她的背景情况，然后通过观察并根据这些背景情况来大致了解这个人、感受他/她的气质，再根据家中实际情况来确定拍摄内容和方式，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每一次拍摄，都要避免在画面构造上与之前拍摄的重复，画面内容还要契合拍摄对象的个人情况，要有所创新——这些自己压给自己的要求贯穿于拍摄的整个过程，也是我内心焦虑不断增加的源泉。但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压力，才让我尽一切所能去创造性地运用所能运用的所有条件和元素。这让我想起了在山东临沂参加工作坊时的情景。那是一次纠结之旅，但也正是那种纠结才能激发出大家的潜能，有所收获和提高。

在拍摄过程中，我也在进一步认识“肖像”。那种被摄对象直勾勾盯着镜头的中画幅肖像虽然流行并有卖相，但我觉得肖像不应只是这样的，呆板而毫无生气。它应该要有所变化，能反映出被摄对象的精神气质。肖像虽然拍的是人，但用画面本身而不只是图片说明就应该能讲“故事”。这里的“故事”可能不是具体的情节，但要有细节，并能用这些细节以及整体的氛围来吸引和打动人。

在整个选题操作完成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了一些与艾滋病相关的人士，一座乡村孤儿院的负责人对我说的一番话促使我重新反思自己作为一个摄影师的角色和作用。她在拒绝我拍摄这家孤儿院时说，有很多人到这里，采访拍照摄像，或者做一些慈善之举，并做出一些承诺，等到他们拿到想要的东西、获取了想要的利益后，就再也不会回来了，无一例外；艾滋病人不需要这样一时的“关怀”，他们需要的是长期而持续的帮助和扶持，包括国家政策、医疗服务、社会认知和文化包容等多方面的。另一名专门在医院为艾滋病人服务的医生也持相似的观点。在向“希望与生命”协会会员解释为何要做这个选题时，我说：“作为一名摄影师，个体的力量是极其微薄而有限的。我会尽自己所能把这组作品拍好，并让尽可能多的人和机构看到它，并被它所打动，进而唤起他们对HIV病毒感染者更多的关注和关心，从而为患者们带来更多实际的帮助。”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我为他们开了一张空头支票。但想到要用照片去切入现实、改变现实，我觉得作为一名摄影师，有时其实挺无力的。

延伸阅读：

《非洲行（1）：“焦虑之旅”开始》

《非洲行（3）：足球梦》

《非洲行（4）：张望着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