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上搭地铁匆匆赶往影院,生怕误了看他俩的片子,但还是没看到他们对台下观众说话。进场的时候,俩人静静地站在最后一排后的放映窗口旁,影院快黑下来了,我赶紧掏出本子冲到蔡面前要了签名。他蛮随和的,和我闲聊了两句,签完后头也没转指了指站在一边角落里的李问我“要不要让他签一下?”自然不会放过。之前翻了整个笔记本,自觉只有右边这幅图配得了他们。本想让二人签在同一页上,可一愣神儿没来得及说,李就签到了旁边。话没敢多说几句,找了座位,回头看看,他们依然站在黑暗中。那个位置对导演来说是最好的,可以惴惴不安地看着被荧幕映得忽明忽暗的观众来满足自己无限的成就感,也能在不忍再看的段落出现时偷偷溜出影院而不至于打扰别人。
灯完全黑下来,字幕出,“李康生作品”,“帮帮我,爱神”。依然关于爱情,但都是得不到的,伸手可触,却远在另一个世界。所以绝望,所以有大麻,有绚烂的性爱,有令人寒栗的鳗鱼自慰。当心孤寂的无处飘荡之时,只有这些最切肤的刺激能让人觉得踏实,虽然过后是更加漫无边际的没顶的孤寂。但爱神到来之时又怎样呢?爱情真的是良药吗?也许相反呢。
看完电影,心情沉重。从三楼一圈圈找到一楼,想谢谢他们拍出了这样的电影,在其中或多或少都能找到曾经的你我。可惜没碰到。于是开始怪自己笨,在一开始的时候竟连“我喜欢你们的电影”之类的傻话都没有说。但有时候,越靠近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时候,越不知该如何对待。就像初高中的男生面对喜欢的女生,没有呵护,反而会笨手笨脚地惹她们生气一样。他们的情感像昆虫的翅膀般透明易碎,需要找个坚硬的外壳保护起来。其实,大人们的又何尝不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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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去影院看片儿,结束出来,楼梯转口附近有几个人在做电台节目,其中有两个亚洲面孔。仔细一看,是蔡明亮和李康生。我站在一边,没掏相机,只是定定地看着他俩,仿佛有点不敢相信似的,但又不得不信。这次莫斯科电影节有他们的片子展映,但没想到人会亲自来。蔡比照片上看着还要微胖点儿,而李则是一幅木讷表情坐在一边。他梳着时髦的亮晶晶发型,穿着有些亮晶晶的灰色夹克,背着同样亮晶晶的大包。如果不看眼睛,他和一般的时尚青年没什么差别。但他的独特之处就在那双有点浑浊并时时游离于注视之外的眼。我看了一会儿,他们要走,我也走了,一路后悔没去看胶片版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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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莫斯科到白俄罗斯边境小城布列斯特,15个小时的车程,偶尔昏睡,偶尔发呆,偶尔拍照。忽然想起陈升的一支mv(好像是《最后的温柔》),片中他正坐着火车旅行,两边是葱茏的山,他从车窗探出身,慢慢地取景过卷拍照,迎面而来的风把头发吹的很乱,恣意的自由。

路边的母子(PSed by Baibai)。

路边的火。

车上。

车上

对面的车上。

布列斯特Intourist宾馆。

布列斯特街头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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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号去看了一个展览《夺旗:托洛茨基至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艺术》(Struggling for the Banner: Soviet Art Between Trotsky and Stalin, 1926-1936),展品都是苏联“新左翼”艺术家的作品,有油画、摄影、影像、海报、插图等。总的感觉是,那个时期的作品基本都是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之黑暗以及鼓舞革命群众斗志为主要目标的,但已脱离了俄罗斯传统的写实手法。抛开主题不谈,有些作品还是值得一看的。下面几张是我比较喜欢的作品(点击图片可看大图):

N. I. Viting (Николай Иосифович ВИТИНГ)
《铁路建设》(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и), 1931-1932.

C. V. Kolitsov (Серг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ЛЬЦОВ)
《1928年11月11日巴黎残疾人游行》(Парад инвалидов в Париже 11 ноября 1928), 1933.

C. C. Popov (Сергей Сергеевич ПОПОВ)
《集会》(Встреча), 1932.

A. A. Deineka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ДЕЙНЕКА)
《柏林的失业工人》(Безработные в Берлине),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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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六同学最近在组织两个限时专售活动,有兴趣的同学不妨去看看。
1) 《朱天文作品集》,全八卷,台湾印刻出版社出版。相关介绍见这里。
2) 词人周耀辉的《梳头记》。他7日在清华的讲谈会实况见这里。其实对周几乎没有了解,只是想看看给达明一派写词的人26岁时都在想些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