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至27日，我在中非国家喀麦隆首都雅温得工作了近两个星期，完成有关“贫困”主题的专题报道。一开始接到这个任务就有点犯难——从什么样的角度和切入点出发去阐释“贫困”这个主题？如何不落入以往非洲故事的窠臼和刻板之中，而是去发现新的故事？如何突破自己既有的观看习惯和视觉表达方式，发现新的影像上的可能，继而发现新的自己？这些问题成为这次“焦虑之旅”的开始。
带着这些疑问我开始找资料。食品安全、艾滋病、疟疾和TB（结核病）是目前非洲大陆上最严重的四大问题，我自己对艾滋病相关问题最感兴趣，所以这是确定下来的第一个大致方向。喀麦隆是非洲足球大国，全民爱球，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之下，是否可以足球作为切入点来探讨当地的贫困生活？最后，雅温得有大小贫民窟（棚户区）数十个，这些地方应该是发现故事的“金矿”。尽管这三个话题显得有些“老套”，但尝试以不同的方式去讲述，对我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挑战。
在找资料的过程中，David Campbell教授的一系列关于非洲的文章给我很多启发和警示，尤其喜欢其中的《The new visual stories of ‘Africa’》。长久以来，当我们提到“非洲”，脑海中浮现出的场景其实无外乎几类：部落生活的奇观、饥荒中皮包骨头的孩子、战乱的血腥和残酷、垂死挣扎的艾滋病人……仿佛非洲人民的生活就是由这些元素组成一般。那么现在，我们究竟还需要什么样的非洲影像才能将那个遥远大陆上的生活较为完整而不带偏见地呈现出来？所以我更愿意将这次非洲行视为一次“去魅”之旅，去还原那里的人生活的本态。也许会失败，但这种尝试和努力是值得的。还记得走之前，陈小波老师给我看了一些她所喜欢的非洲影像，很郑重地叮嘱我：不要去猎奇，不要一味赤裸裸地直接展示生活之惨状，而是要通过影像还他们作为生命个体的尊严。带着这些有益的声音，以及对是否能达到自己期许的不确定的焦虑，我踏上了非洲大陆。
因为有三个选题方向，所以我计划用前三天时间去进入每一个话题，探索继续操作的可能性，然后用剩下的时间集中精力完成可以做的题目。8月16日至18日，我探访了几处当地的贫民窟，本想进行街头抓拍的尝试，但却遇到了困难。在雅温得的一大片贫民窟，会有一个总负责人（chef），这大片贫民窟又会被划分成不同的小区域，每个小区域也会有一个基层负责人，小片区负责人的任免由一大片区的总负责人来掌握。这些大大小小的负责人一般都是当地德高望重的人或家庭的成员来担任，也会有黑帮势力的渗入，在社区生活中起到一定的领导、核心作用。在贫民窟拍照，必须先去这些负责人家里“拜码头”，如果不先征得他们的同意就擅自拍照的话，后果会很严重。这种城市社区的组织管理方式似乎沿袭了部族、部落的生活方式。拜过码头之后，就可以在贫民窟里游荡、拍摄了。但拍摄前必须要征得被拍摄对象的同意。据当地记者介绍，早在喀麦隆共和国建国之初，为强化政府的某种权威，法律规定未获得许可的人不得在公共场所拍照。几十年来，这种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在街头拍照，即便被拍摄对象对此无所谓，周围的人也可能会来干扰。就一般人来说，普遍的心态则是：摄影师用拍到的照片可以去谋取利益，而被拍摄对象什么都没得到，会产生某种心理不平衡。这种对拍照的态度使得抓拍到人的自然生活状态基本不可能。于是我就开始尝试走入人们的家庭，用拼接全景的方式拍摄他们的房间内景，试图去展现居民生活的细节、还原生活本态。
这是8月16日在雅温得一处贫民窟拍摄的Ngatchoua Béchard（中）一家（拼接图片）。
在按照这种方式拍摄了几个家庭后，我停了下来，因为这种被摄对象呆滞地直面镜头的肖像拍摄方式并不是我所喜欢的，它过于模式化和简单化，从照片中无法感受到更多人的活生生的气息。而因为要用全景的方式去展现家庭生活的面貌，从技术上来说，抓拍到更有内容和意义的动作又很困难。
8月18日，在雅温得一处贫民窟，Dooh Theodore在家中制作泥塑（拼接图片）。
尽管我拍到了这样的画面，但寻找有意思的场景和人物以及沟通所花费的时间成本过高，而且我确实无法确定还能拍到比这个更好的，所以不如放弃。
8月17日至18日，我开始探访当地的足球学校，拍摄了一些学员训练的场景，一边在寻找可以拍摄图片故事的个人，同时感受、了解当地的足球文化。平时坐车在市区经过，看到有关足球的内容，我也会停车拍摄一些。但直到这时，我还是无法确定，这个关于足球的故事究竟如何来讲。
8月19日，我探访了雅温得城市和郊区的数个孤儿院和服务机构，寻找艾滋病致孤儿童。但这些孤儿院基本没有这类儿童。有一家专门的艾滋病致孤儿童福利院却已经放假，院长提出可以找来一些孩子供我拍摄，但暗示需要给她提供一定的“帮助”，被我拒绝。
几天下来一无所获，我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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