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小时，能搭飞机跨越四分之三个北京到莫斯科的路程，我在车里坐了这么长时间，在莫斯科河对岸远远看了看克里姆林宫，打道回府；在一个上坡，花了40分钟挪了200米。莫斯科大堵车，拿到驾照不足两星期的我终于切身体会到了这里的堵。坐在车里，想象着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发生了谁也无法预料的事，堵塞沿着或窄或宽的街道慢慢向四处扩散，就像被黑客攻破的电脑网络，或是被悲伤击碎的心……
12月9日，两人相拥站在莫斯科一家戒毒医院院内，他们前来这里了解自己的亲属在火灾中的情况。
这个周末对俄罗斯来说是黑色的——周六凌晨，在莫斯科一家戒毒医院封闭的窗后，45名女性在火和浓烟中离开了这个世界；周日，在西伯利亚Taiga城的精神病院里，又有9个生命在火中灰飞湮灭。真不知道上帝为何要给这个国家以如此的惩罚！
9日，凌晨4点多，我在睡梦中被电话惊醒，得知大火的消息，心头一紧。和同事火速赶到现场，幸运地得到一名当地居民的帮助，爬到了失火地点附近的一栋简易房房顶，拍到了一些所谓的现场照片。远远地看着破碎的玻璃窗和被黑色塑料袋包裹的尸体，我的脑海基本空白，只知道保持平衡不让自己掉下去，以及按快门。直到回到温暖的车里仔细察看图片时，生理和心理上的反应才开始向我袭来，觉得有些冷。
回到分社发完稿，一些疑问涌入脑海：那些遇难者都是什么样的人？她们有什么样的身世？为何没能逃出火海？如果是平常的居民楼或者普通的医院，会发生这样的灾难吗？……我想了解更多的细节，但因为语言的障碍，我必须得到同事的帮助。但他们已经休息了。直到我想起事发地点附近有个地铁站，直到几个小时之后，我才又一次站在了医院那道铁门的后面。
黑色的铁门时开时闭，人们三三两两进进出出，从一栋土黄色的建筑物出来时，他们或面无表情，或悲痛落泪，或如释重负——我想，跨过那道门，对他们来说是需要勇气的吧。尽管出发前我把有关防止“侵扰悲痛”的文章拿出来又温习了一遍，但面对这些病人的亲属时，我还是会在完成任务和避免对他们的侵扰之间犹豫，直到一名老太太面对冲过去拍照的记者挥舞拳头的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门外的我们，这些媒体记者是如此地在伤害着他们——其实，我们都是吸血鬼。放下相机，我感到沮丧，我甚至连一句安慰他们的话都说不了……
这是莫斯科三年以来最大的一次火灾，上一次发生在友谊大学的学生宿舍，43人丧生。一直期盼着的“大事”就这么毫无预兆地来了，让我措手不及。没有好照片，我也不想有好照片，真希望床头的那部电话从未响起……
“劳模”达维坚科（俄罗斯）
12月1日至3日，戴维斯杯网球赛决赛在莫斯科开战，俄罗斯队用了3天的时间以3：2战胜了阿根廷队，艰难拿到了冠军，我也跌跌绊绊地完成了拍摄任务。还记得第一天在新闻中心缠着联络记者的Paul（他本人也是记者）要场地证的情景，像孩子缠着大人要糖一般的执着。分发场地证的时候，一家媒体的记者不大满意自己的位置，Paul就对他说：“Getty比你们（的机构）大，所以他们（的摄影师）有好位置。”实力的比拼就是这么赤裸裸，无论是在体育竞技的赛场还是在媒体竞争的赛场。我又一次深切感受到了大老板说过的“强牌”的重要性。可惜我的技术太糙，所以基本浪费了第一天的好位置，后两天没拿到内场证，就缩到了看台的媒体席上。我尽量想让自己的照片与众不同一些，但现在看来，无非还是模仿的结果。希望有一天能拍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
“劳模”达维坚科（俄罗斯）
“劳模”达维坚科（俄罗斯）
“劳模”达维坚科（俄罗斯）
“沙皇”萨芬（俄罗斯）
“沙皇”萨芬（俄罗斯）
切拉（阿根廷）
戴维斯杯
纳尔班迪安（左）和卡勒里（阿根廷）
阿根廷球迷马拉多纳
捧杯的俄罗斯队——教练塔尔皮谢夫、尤日内、图尔苏诺夫、达维坚科和萨芬（从左至右）
最近一直在忙碌，有的事做起来开心，有的事则很崩溃。接着要把这段时间拍的照片整理出来，一来琢磨一下拍照的心得，二来稍稍休息一下，肩膀和背又开始痛了……
以下的照片都是11月25日凌晨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使用Ricoh GR Digital数码相机拍摄的（对这个相机越来越不满意了！）。
Helsinki Cathedral
上图教堂前的广场和圣诞树
Uspenski Orthodox Cathedral
波罗的海
有轨电车的轨道
曾经提到过的街角的吉他man
此刻我正坐在芬兰赫尔辛基Vantaa机场等候出发。阴差阳错的机会使我来到了这个有着“千湖之国”之称的国度。23日晚上抵达赫尔辛基，取行李时看到了“In a country that has thousands lakes, there are thousands of reasons to call cheap”（大意）的无线通讯服务商广告，莞尔一笑，才想起著名的Nokia手机就源自这里。Connecting People，朴素而有力。
赫尔辛基这两天正下着雨，细小绵长，而出租车司机则在一片雨中把车子开到了120公里/小时。街道冷清，商店大都关了门。半个多小时后到达酒店，单人间很小，一切设施以实用为主。陷在软软的床里，依然是一夜未睡好。
24日，欧盟-俄罗斯峰会以及“北部延伸”峰会在赫尔辛基等级院（the House of Estates）举行，媒体中心设在不远处的市政厅（the Helsinki City Hall）。早早赶到那里，领记者证，申请pool cards（内场证），占工作台，一切都算顺利。只是pool card 3和4只能二选一，所以只好选择了最重要的3。但幸运的是，在记者们准备出发去pool 4的时候，我又去信息处泡了一下，居然得到了一个mm手里最后一张pool card！
pool 3，欧盟-俄罗斯峰会。第一次亲眼见到了普京，年轻的面庞紧绷着，喜欢默默地垂下眼聆听属下的汇报。偶尔抬起头，灰蓝的眼神若有所思的游离着，威严、冷漠而不可靠近。普京的到来引来了大批俄罗斯记者，以致于在仅有的几分钟拍照时间里，镁光灯几乎都照在了他的身上。我有意选了一个拍摄双方代表都比较方便的位置，但因为不了解拍照时间的规定，所以没拍几张就被请了出来。还记得走出那扇门时的心情，就像和心爱的女孩做爱时放了个臭屁一样令人沮丧。“你搞砸了……”我对自己说。从前一天开始一直持续着的紧张和焦虑令我微微颤抖。这是我第一次报道国际会议，我不想让老板认为他花的一千欧元是打了水漂……一开始还算便捷的网络因为使用者的增多而变得繁忙，慌慌张张时断时续地发了几张照片回去，pool 4，峰会之后的领导人合影开始了。这次有了经验，赶在前面上记者专用车，赶在前面进入场地，得到了还算不错的位置。呼啦啦一阵快门响，中间机器停了一下，才发现自己又按了一万次快门。如此这般，无非是个工人而已，真正有点意思的照片又留下了多少呢？事后想想这个也觉得挺悲哀的。
之后的工作似乎就是在一种可有可无的麻木状态中完成的。深夜一个人拿了地图，走在赫尔辛基街头。天黑来，天黑去，我对这个城市的认识就是在这种黑暗中完成的。窄窄的街，湿漉漉地映着各种灯光，空空的电车兀自准时地开着。周末的街上有很多人，三五成群地寻找着这个夜晚自己的归宿。有不少人喝了酒，但并不耍酒疯。有几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和衣着光鲜的女人，手里拿着热狗，其中有个人把剩下的包装纸偷偷扔到了临街的院子里，谨慎而克制的“淘气”着，仿佛那身装束带来的约束只有在那一刻才有自由的释放。
波罗的海很静，偶尔有风吹过。昏暗的路灯照在海上，有淡淡的涟漪。慢慢走着，忽然很想念正熟睡在中国南方某片海边的她。真希望能和她一起吹吹这冷冷的海风。如果手边有一张明信片，我会写下这些话，投进邮箱，只让她一个人知道这个夜晚的样子。
远处街边的长号手吹着熟悉的曲子，一个女人在一旁轻轻和着。走过几条街，角落里的吉他手竟弹着相同的音调。投下几枚硬币，快步过了街。不知道下一次再听到它时我会身在哪里，又会有怎样的夜晚等着我……
——11月25日于赫尔辛基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