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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记忆

最近遇到了一件很是让我郁闷的事情。两个朋友从国外回来度假,我在机场迎来送往,其间免不了好事地按动快门,照几张留念照。然而,可爱的HOLGA相机在这样关键的时刻连续对我开了两次玩笑。看着底片上浅到几乎无法辨认的影像,我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不仅因为自己失败的拍摄让她们空欢喜一场,更因为我开始怀疑将照片作为回忆起点的做法是否真的有效。

在一张具有某种“留念”作用的照片被成功拍摄之后,我们就获得了一条通往昔日岁月的通道。在回忆的隐秘入口处,我们日日徘徊,却往往会因为一些原因与之擦肩而过。但我们不会感到遗憾或懊悔,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有“那张”照片在,我们终究会在看到它的时候,忆起那个被定格的瞬间,以及参与构成这个瞬间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慢慢地,我们开始习惯于与过去生活的一部分频频错过并在某个时候借助照片来完成对它的遥远怀想;慢慢地,我们终于要在看到照片的时候开始费力地在时空的通道中爬行,并时不时地遭遇岔路的诱惑——我们开始忘记了,忘记那些曾经令我们意乱神迷的美丽邂逅,忘记那些曾经令我们畅怀的风景,忘记那无数的曾经。

那么,当我们还不打算开始忘记,却因为种种原因而丢失了进入记忆的钥匙——照片的时候,我们会遭遇怎样的境况?有人会惊惶失措,因为他/她对照片有着如此强烈的依赖,他们会为此懊悔并着手开始整理残留在记忆中的人和事以期获得一些对过去的补偿;有人会选择放弃,他们表面豁达,但依然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想起些什么,却因为无据可考而懊恼,进而继续选择放弃……回到一开始我所遇到的情况。我会在后来的日子里,时不时地想起那两天在机场发生的一切,从飞机落下起飞的时间,到朋友穿的衣服提的行礼箱——尽我所能地回忆所有的细节。久而久之,那两天,那两个朋友,以及拍坏照片这件事本身都深深地停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比起其他很多留有照片的事件来说,它将会被我记的更深、更久。

这是否说明照片本身磨损了我们记忆的持久性呢?我看未必。也许,是我们构建记忆的方式出了问题;也许,是我们情愿去忘记。那么,就在还没有开始忘记的时候,在还没有丢失那把宝贵“钥匙”的时候,多去回望一下过去吧。生活是因为回忆而五彩斑斓的,我一直坚信这一点。
PS:一个朋友在另一处对这篇文字的点评,我很喜欢,贴在这里。

“遗忘并不是记忆的反面,遗忘是记忆的另一种方式。不过,我始终认为,照片是一枚最好的书签,而记忆本身更象印象派画作,只适于眯着眼睛观瞧。”

PS2:2004年12月28日和2005年1月12日,这是我应该永远记住的日子。

半年前,我毕业

半年之前,我离开生活了四年的校园;半年之后,我在北京的某个角落继续自己的生活……

看着这张照片,我依然能感受到按动快门时的那一份不舍和留恋,以及一些莫名其妙含糊其辞暧昧不清的想法和情绪。那一天是2004年7月15日,那一天我顺利地领到了漂亮的结业证和学位证,那一天我把所有能证明自己曾经生活在这个校园里的痕迹一股脑狠心地装在各种各样的箱子、袋子中,清理掉了。那种绝决,仿佛是要从曾经深爱过但又给你剧烈伤痛的爱人身边离开一样——不想有一丝的迟疑,因为我知道,在那短暂的迟疑之后,等待我的可能是无尽的懊悔。

坐在车里,在北京某条我不知道名字的宽阔的马路上,看着窗外飞速滑过的建筑,我的眼泪不争气地落了下来。如果不是蛮子的家人在场,我肯定会号啕大哭一场,一如后来的数个晚上,面对着空空的房间,我的泪水冰冷的似乎能凝住血。

之后便开始了工作,也开始被朋友们笑话为“体制内的人”了。尽管从事媒体的工作,每天会接触很多新鲜的事情,但半年之后的今天,我不得不承认一种无聊的情绪正蔓延在我的生活之中。仿佛脚上被拴了一块石头,尽管会时不时地冒出水面呼吸一些新鲜空气、看到一些能令自己兴奋的人和事,但总还是沉沉地陷在那个角落里,有些自怨自艾,有些不知所措。梦想,爱情,这是目前我觉得最为奢侈的两个词汇,它们就那么弱不禁风地悬在半空中,任由北京冬天的风无情地吹着。我甚至开始担心,当我某天从睡梦中惊醒之时,它们真的还会在那个我曾经熟悉的地方吗?

又是一年了,希望自己能过的好一点……

松绑——小记报道摄影师David Burnett及其作品

当绝大多数的摄影记者都在使用专业的自动相机快速获得影像的时候,你可能不敢想象一个拿着配有1943年产 Aero Ektar镜头的4×5 Speed Graphic新闻机的记者在更换硕大的感光胶片的时候会错过多少有价值的瞬间。当绝大多数的摄影记者都在使用快速的专业镜头以期获得清晰而完美的画质的时候,你可能不敢相信一个摄影师会手拿一台产自中国某个乡镇的Holga塑料相机从容地按下快门。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用那些或古老或破旧的相机获得的影像频频出现在《TIME》这样的顶级杂志上,他就是大卫·伯内特(David Burnett)。

1968年从科罗拉多大学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之后,大卫·伯内特就开始作为一名自由摄影师为《TIME》、《LIFE》杂志工作了。1970年,他带着《LIFE》和《TIME》的委托书以及一些必要的证件,花了512美元来到了西贡,那个战火飘摇的地方。那一年,他24岁。1972年之前,他一直住在西贡的那间昏暗简陋的小旅店里,怀着记录历史的愿望和勇气,他拍摄了大量越南的日常生活图景:围着头巾、挂着美国嬉皮士特有的彩色长念珠的士兵心神不宁地弹着吉他——在无数被虚度的时光的背后,是对战争深深的恐惧……

战争之后,大卫·伯内特回到纽约成为《LIFE》的签约摄影师。1972年,他加入了法国的伽马(Gamma)图片社,开始为客户奔波于世界各地。直到1975年,他与编辑Robert Pledge和几个摄影师一同创建了联系图片社(Contact Press Images),从此开始了他为全美和欧洲主流的摄影及大众杂志长达近30年的服务。在这期间,他为名人和平民拍下了无数感人的照片,他记录了战争、饥荒,他向人们传递出他所感受到的悲伤和欢乐。同时,他也因为那些直抵人心的影像而获得了众多世界性的奖项……

当浏览大卫·伯内特的摄影作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最感兴趣的不是那些来自战场的影像,也不是他周游世界各地获得的带有异域风情的照片,而是他自2000年之后对两次美国大选以及1995年之后的体育摄影报道。从这些摄影作品中,我可以感受到他对于摄影本质的一些思考。

提到体育摄影,我们除了能想到那些精良的摄影器材以外,还能想到的就是那些被摄影师千方百计凝固住的“瞬间”——打破记录之后的欢呼,与胜利擦肩而过之后的叹息,展现运动员躯体力与美的那个动作,观众观看比赛时与众不同的反应……然而,当那些体育摄影师们用越来越快速、焦距越来越长的镜头,把我们的视线一步步地向那些被摄者拉近、拉近、再拉近的同时,我们却发现:“体育竞技中的成功与失败是在何地、又是怎样发生的”这些对于观者来说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信息,在那些美轮美奂的体育摄影作品中是缺席的。更不用说对于“体育与人、运动会与举办城市之间的关系”等等更为本质性的命题的探讨。然而,大卫·伯内特的体育摄影作品将这些丢失已久的东西重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从它们中,我读到了“和谐”——人与自然的、体育与人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也许正是体育的魅力所在。


运动员Cal Ripken在打破连续参赛场数的记录之后,被一群摄影师围住了。他们在努力地站位以抓住那个“瞬间”,而大卫·伯内特却在外围举重若轻地按动了快门。看似拿他的同行们开涮,实则反映了一个获胜的运动员所“遭遇”的境况——他让观者知道了,获胜之后也并不意味着轻松。


如果没有这张照片,我们会知道这场比赛是在夜幕低垂、乱云漫空的时候举行的吗?比赛现场运动员风驰电掣的骑行与空中静静的云两相呼应,影像带给观者的不仅仅是赛场内的火药味,更提供了一个对“动”与“静”这两种生命状态的思考空间。


如果可以,我愿意把这张照片放大到一米,挂在书桌上方。因为看着它,我能感受到一种到达顶点的快感,它与竭尽全力冲向终点以及历尽艰辛站在峰顶时的快意相仿。它挑逗着我内心那根想去体验这种快感的神经——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我认为它是一幅优秀的摄影作品。


这个游泳运动员在空空的泳池里做什么?他在祈祷自己能获胜吗?看似轻松的影调却拦不住照片所散发而出的紧张气息。

仔细浏览大卫·伯内特的体育摄影作品,我可以清晰的感到,他发现和展示了“关系”——这个我认为是决定一张摄影作品成功与否的极为重要的元素。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影像中诸多元素之间,还存在于影像与观者、影像与社会之间。仔细阅读他的作品,能看到很多被我们所忽略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影像应当是历久弥坚的。

大卫·伯内特曾经说过:“你要尝试去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但不要为了‘与众不同’而刻意为之。”这是一种骨子里的特例独行,一种基于创造力和对影像的深刻理解之上的影像实践,与那些貌似“先锋”实则虚弱无力不知所云的“实验影像”毫不相干。在对美国大选的报道中,他把这种“与众不同”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是大卫·伯内特在2000年美国大选时用Holga塑料相机拍摄的一张Al Gore演讲的照片。从它晦暗的影调和不算清晰的影像细节中,我能感受到Gore力争一搏的激情,那层叠的云和由四周向中央蔓延的暗角,又让我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压力。试想,如果这个场景用哈苏来拍摄的话,我们会抱着怎样的心态来欣赏这幅作品?“看他衬衫上褶皱的细节,多清楚啊!”这是我立刻就能想到的一个反应。在很多时候,当我们纠缠于对影像是否清晰、细节是否丰富等等这样话题的讨论之时,影像所要表达的情感却被放置一边不管不顾。于是我们往往会碰到这样的状况:在按照一些“硬指标”看完一幅摄影作品之后发现,它竟然不能打动观者!无疑,这是一张失败的作品,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那么这张作品为何会打动我?因为它传递出了一种情绪,让我能够身在其中对美国大选的那个场景浮想联翩。我想,这对于一个地球另一边的读者来说,足矣。

在这类政治题材的报道中,大卫·伯内特经常会将镜头对准一些看似琐碎、细小而无关大局的场景,比如下面的这两张照片。

Caption: NFL’s loss is Washington’s gain: football on the tarmac, Indianapolis.


Caption: Getting off a plane in Florida, Kerry greets waiting voters.

正是这类抓拍所得的作品,使得受众对于美国大选的过程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我们看到的不再仅仅是候选人在演讲、或者在做公益活动等等一些预谋已久光鲜动人的场景,我们看到了更多。我想,这是大卫·伯内特美国大选报道中一个最为重要的成功之处。


Caption: Brisk dialogue between the pro Bush and pro Gore groups at the Supreme Court. Wash DC.

这是一张很有趣的照片,在同一场景使用Holga相机分两次拍摄拼接而成。抛开对报道摄影师后期人为制作影像所带来的真实性以及职业操守问题的讨论,单从影像本身来看,它很与众不同,当然也很吸引人。同样,利用4×5 Speed Graphic较浅的景深以及对色彩的再现能力所营造出的影像效果也令人耳目一新。对于报道内容以及报道角度的精挑细选使得大卫·伯内特的作品相比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更加“耐看”;而选用特殊的摄影器材以及对于影像本身所传递的感情与其体现出的对于美感的迷恋和追求,使得他的作品更加“好看”(见下图)。也正是这两点特质使得他的作品具有极强的可辨识性以及难模范性——我想,这才是他所说的真正的“与众不同”吧。


Caption: A supporter of Gov Howard Dean waits to hear him speak, sign in hand: Boise ID.

那么,在这个追求快速、清晰、全面的报道时代,为何还要提及大卫·伯内特的这些焦点不够清晰、色彩还原不算准确、实效性不是很强的作品?我想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些影像背后所暗藏的拍摄者对于这个领域的一些“潜规则”的有意突破,以及对于影像本身更多的关照打动了我。很多时候,读者在消费着那些千篇一律仿佛是在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影像,而我们这些制造者,也不过就是按照既定的经验和原则按动快门的机器而已。一想到以我们所制造出来的影像构建的当代影像史将有可能是乏味而缺乏变化的,单调、重复将会成为这部历史的关键字;在未来的人看来这个世界也许本就是这副模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紧张,会害怕因为自己按动快门时的轻易和不慎而有可能抵消了当下世界的魅力。也许,我过于杞人忧天了,因为自己不过是一个隔三差五按动快门的人,对于诸如“历史”这样宏大的命题缺乏阐释的资格和能力,但我希望那些有能力有资格的人能在按动快门之前多一分思考——多去挖掘一些可能性,多去展现这个世界的各个侧面,而不是被一些莫名奇妙的东西所禁锢和束缚。我想,这也许就是大卫·伯内特的影像所能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附】大卫·伯内特所用部分摄影器材及耗材:
相机:Mamiya 645, Mamiya 6, Mamiya 7, Holga, 4×5 Speed Graphic
镜头:45/75/80/150mm(中画幅系统),7英寸Aero Ektar镜头(大画幅系统)
胶片:Kodak Tri-X Professional Black & White Film

更多图片资料详见大卫·伯内特(David Burnett)个人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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