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海中还会时不时想起些片段，记下吧，免得终被遗忘。

一位朋友直率地对我说，你的照片选题感、形式感挺强，但若要放到自我表达的层面来看，还有些勉强。说得不错。受过新闻学教育的训练，有过做记者的经历，就很容易从选题、立意、背景等等出发，看到一些宏大。但这些果真于“我”有意义而不仅仅是于“你们”、于“他们”有意义？这倒未必。于是，一个选题，操作一段时间就会发现没有了继续下去的“动力”，想要放弃，甚至会为了继续下去而用那些宏大意义之类的东西去说服自己，让自己成了“意义”的人质，照片干瘪而无生命的质感，人也变得痛苦。能够真正实现自我表达的“选题”，一定是那个你对其常有热情、常能发现兴趣点、常能有诉说欲望的主题，它必是你生命中的某个核。那么，这个“核”又何尝不是某种宏大、主旨和意义？是的，但它在作品中不是那么明显、外露、控制欲强，它若隐若现、渗透在照片里。

一位摄影界的老前辈谈到图片编辑与摄影师的关系：摄影师就像一群羊，他们只知道吃草；而图片编辑应该是牧羊人，他知晓如何将这群羊从贫瘠之地带至水草丰美之处，他知道沿途的艰险并且能带着羊儿顺利地穿越这些险地。很多时候，羊犯下的错误，其实是牧羊人的过失。很羡慕他所说的这种关系，但现实之中，这种牧羊人少之又少。

听马格南摄影师Susan Meiselas的讲座，她展示了两种影像与历史发生关系的方式。一种是如《Nicaragua》这样，前后历时25年，她的作品逐渐成了当地历史的一部分，同时，影像也在或多或少地影响历史的发展（当然，这并不是作者的本意）。另一种是如《Kurdistan》这样，影像只是从旁记录历史，作为历史发展的证据；既然是证据，那么就不必考虑照片究竟是谁来拍的，只要它具有细节的质感，因此书中还有很多她搜集的历史上其他人拍摄的有关库尔德人的照片。她的核心目的是，摄影师不应只是拍摄照片，从你的拍摄对象那取走一些照片，更重要的是，这些照片如何“回到”它们的诞生之处，并对与之相关的人产生意义。她在Nicaragua拍摄的那个扔燃烧瓶的年轻士兵的影像，上了征兵的宣传海报，也被反对派所用，甚至被印刷在火柴盒上……尽管这些都不是摄影师所能预想到的，但它确实成为了那场运动/战事的icon，也切切实实地对那段历史产生了一定影响。数十年后，她将一些照片制作成大幅展板，树立在曾经的拍摄之地。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已经不知道这些地点的含义了，但对于曾经经历过那段时光的人来说，这些照片，就像一座座纪念碑，默默诉说着曾经发生过的一切。25年后，她重回故地，拿着那个年轻人的照片，想要找到他。于是，那张照片的旁边，有了很多可能认识他的人对他近况的描述。这些文字和照片一起成为寻找的线索，直至最终找到他，一个抱着女儿的中年男人。两张照片对比，令人唏嘘。历史的空间也就在这两张时间的切片之中倏然形成。

昨晚在香山一间小民居里喝茶，旧友新朋围坐一处，有松子和着木炭烧的火煮的井水，有来自台湾的乌龙茶和瓷茶盏，有身着长袍汉服的专业茶师的好手艺……古琴声声，齿间流芳，屋中温暖，窗外则是难得一见的星星。不关心摄影，只关心自己。

“為了給年輕創作者鼓勵，奈良美智（Yoshitomo Nara）想了一小段時間。他以自己比喻，現年47歲的他說，34歲前後是他成名的開始，但常常因為作品需要公開有壓力，因為是真心喜歡、想創作，因為不覺得自己是有目的而創作，所以時常有壓力。他說，這時，我只要和25歲的自己對話就會得到答案。翻譯說，奈良美智最後用的字是：初心。只要大家不要忘記初衷，不要忘記當初想做的事，不要忘記為什麼而開始。”——转自“棉花糖的自言自语”。

如果要问哪些摄影师曾经和正在深深地影响着我，排在第一位的不是布列松，不是亚当斯，甚至也不是艾维特，而是玛格南图片社的澳大利亚摄影师Trent Parke。我依然记得3年前看到他的《Dream/Life》时的情景：我默默地摒着呼吸，几秒钟后拍着桌子大喊：“干！牛X！”那些反差强烈，颗粒浓郁而唯美的黑白影像帮助我完成了对那个日照充足的国家的最初想象，以至于到后来一提到澳大利亚，我首先想到的不是蓝色的海水和丰乳肥臀的三点美女，而是那些隐没在荒诞和超现实之下的黑白面孔。

在他早期的《Dream/Life》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被孤立的个体，或者说在摄影师看来，他们本就是孤独的。当Trent用极端的黑白影像将那些为我们所熟悉的城市景观漂洗过后，剩下的只有摄影师对城市生活冰冷、孤立甚至是荒诞一面的追索和发现。在我看来，Trent Parke的这些影像是真正意义上的都市摄影。

在表现手法上，Trent Parke在《Dream/Life》中依然延续着布列松式的“决定性瞬间”的影像呈现方式，而到了《Minutes to Midnight》，则开始转向罗伯特·弗兰克式的反“决定性瞬间”手法。像这样看似随意的影像开始越来越多的出现。有意思的是，Parke与弗兰克都是在驾车横穿广袤内陆（前者是澳洲，后者是北美洲）的过程中完成如此不羁的影像的。也许，孤独地在路上，真的能催生出魅力逼人的影像。

《Minutes to Midnight》的另一个特点是有关动物和风景的影像更多了。可以看出，摄影师在试图通过更为广阔的取景范围来对澳大利亚进行更为全景式的描述。那些衔着猎物的凶狠的狗、被汽车撞死的鸽子、乱舞在空中的蝙蝠、犹如末世之光的日出依然透射着他在《Dream/Life》中所传达出的感受。所以，《Minutes to Midnight》可以被看作是《Dream/Life》的延续，看似表现的更为放松，实则是更为密集的情感的释放。

2006年，Trent Parke开始转向彩色摄影，并开始使用中画幅相机进行创作。《AUSTRALIA. Western Australia. Highway One. 2006》和《Coming Soon》是这种转型的产物，而后者还只是尚在完成中的巨大拍摄计划。如果说沉溺在黑白世界中的他在情绪化地向我们展现对澳大利亚的“想象”话，进入彩色世界的他则试图通过庞杂的系列作品直指澳大利亚当下城市生活的本质。

对光线的敏感和完美把握使这些画面精美的彩色作品呈现出摆拍式的舞台效果，犹如细腻的广告大片。在一个由各式各样的广告构建“真实”的当代社会里，Parke却将现实景观重新“广告化”，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作品产生了一种矛盾和张力，并以此构建出一个消费社会的现实景观。从情绪化的描摹到理性的剖析，从黑白的梦呓到彩色的冷语，他一步步向城市的更深处走去……

ps：在这里，我们能一边欣赏照片，一边听Trent Parke讲那些围绕摄影前后的事情。无论是”Processing Everyday”里那些飘散在风中的胶片，还是”Light & Anticipation”中手握Leica游荡在街头的状态，都令我深深地心向往之。

【尼亚佐夫之城】

在阿什哈巴德街头，随处可见前总统尼亚佐夫的金色塑像和大幅画像，学校有专门的课程教授尼亚佐夫的著作《灵魂之书》（”Rahnama”），人们仿佛时刻生活在他的影子之下，像接受宗教一样接受着他的思想，一如几十年前被毛笼罩着的中国。对于民众的个人崇拜，尼亚佐夫本人的解释是这样的：“I admit it, there are too many portraits, pictures and monuments. I don’t find
any pleasure in it, but the people demand it because of their mentality.”（Chivers, C. J.. “Intrigue Follows Death of a President for Life“, New York
Times, 2006-12-22）在这里我不评判这种解释是不是某种托辞，但他的去世，带给土库曼人的决不只是国家领导人的更迭，更多的可能是某种精神上的真空，或者转向。所以，看到瑞士摄影师Nicolas Righetti拍摄的图片故事《土库曼之父》后，我很羡慕他抓住并表达出了在这个国家个体的趋同或者消失。

在尼亚佐夫塑像前换岗的士兵。

在尼亚佐夫塑像前行枪礼的士兵。

【宗教氛围的淡薄】

土库曼人信仰伊斯兰教，但走在阿什哈巴德街头，却似乎感觉不到宗教在这里的影响。女人们的打扮方式很多，有披着传统围巾的，有身着超短裙和皮草大衣的，但很少见到那种浑身上下捂得严严实实只露出眼睛的女性。在旅游景点和陌生女孩合影也是司空见惯的事。如果不是看到那些清真寺以及饮食的禁忌，我根本无法把这个城市与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

阿什哈巴德郊外以尼亚佐夫命名的清真寺，是中亚地区最大的清真寺，最多可容纳2万人同时祷告。

修建在尼亚佐夫清真寺旁的尼亚佐夫墓。

【宏大的“空城”】

阿什哈巴德只有66万人，即使是白天，街上也没有熙熙攘攘的感觉。城市的主要道路都是双向8车道，但车辆很少，所以很多车都是骑线行驶。路边是稀疏的民居，以及各种气势宏大的博物馆、办公楼等等。到了晚上，天色还未暗淡，满城的灯火已经升起，星星点点，却越发衬得这座城市的冷清。有时，竟会生出一丝荒诞感。只有到了“巴扎”（集市），才能感受到生活的气息。

这就是阿什哈巴德，一个在我眼中依然是如谜一般的城市……

世界杯开始有一阵子了，我一直都没提起兴趣，当然这和我伪球迷的身份有关。不过我基本每天都会看看《新京报》世界杯特刊，但也主要是出于职业习惯，看看他们的编辑都选什么样的照片，以及如何排版。很可惜的是，那些体育记者动用长枪短炮辛苦得到的影像在我脑海中并没留下多深的印象。那些背景虚化完美、动作激烈精彩、表情楚楚动人的照片构建了一个个浮华、绚烂的世界杯场景，但那只是他们的比赛，似乎与我没什么关系。那些照片构成的足球世界遥远而冷漠。

这种令人沮丧的感觉直到我看到了荷兰摄影家汉斯·范·德·米尔（Hans van der Meer）在欧洲拍摄的业余足球联赛的照片时才有所改变。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我翻看着这本名为《European Fields: The Landscape of Lower League Football》的画册，时不时会被一些幽默的画面逗的笑出声来。在这些照片里，没有专注的特写，只有全景式的描述。人们奔跑在海边、牧场上、山谷间和停车场边的足球场上，在布满落叶的草地上开出角球，在高耸的烟囱下踢起地上的灰尘。他们为进球而拥抱欢呼，为犯规而脸贴着脸对峙。在赛场周围，有前腿已经迈进家门却还在向球场张望的男人，也有戴着墨镜静静看球的女人，甚至还有几只鹿安稳地卧在球场边的草场上看着为一个小球疯跑的人类……这是足球与日常生活完美融合的风景，在这里，足球不再是电视里解说员口若悬河的讲解，而是邻居家玻璃的一声脆响。

于是，阅读这些照片成了一次体味细节的愉快旅程，那些球场边的房屋、草地、树木、山峦、大海、汽车、观众等等元素无不向我揭示着一个事实：足球是实实在在存在于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不是遥远球场上的明星、美女和足球流氓。它们试图将我们带回原来的足球运动：一块场地，两个球门和22个流汗的人，简单而快乐。

看着那些照片上的人，我忽然想起了自己在初高中时踢球的情景。那是烈日下和雪花中，在比篮球场稍大一点的砂土地上流汗的日子。后来到了大学，我就不再踢球了，因为那座园子里的同学们都在正规大小的场地上踢球，有时还戴着护具——他们都太专业了。那些曾经和我一起踢球的男孩们，你们在握着遥控器看世界杯时，还会想起我们一起欢笑的日子吗？

1998年7月25日下午，我（左2）和几个初中同学一起踢球。

延伸阅读：玛格南的足球（Magnum Football）

最近在做一项作业，“是前马格南的摄影师Charles Harbutt在他的培训班中的一个训练，麻省理工学院的纪实摄影课程中也引用了这个练习。题目是这样的：假使你将要乘坐太空飞船离开地球，永远不回来了，在飞船上将不会有任何形式的娱乐，也没有装饰品，同时也没有镜子、不能看电影、也没有其他艺术品等。你将以加工好的食品为生，并且只能引用过滤后的尿液。然而，你可以随身携带十张照片。请你为自己准备你认为最需要的十张照片。”

坦率的说，挑选这些照片颇费周折。因为当我翻看留存于几本相册里和硬盘上的照片时，突然发现自己对这个世界（或者说是由这些照片构成的世界）如此不舍！十张照片显然无法涵盖我愿意在飞船上回味的那些瞬间。所以，我将选出的照片分为“北京”、“家庭”、“朋友”、“爱情”、“我”、“momo”、“三亚”和“秋千”8个专题，每个专题挑选了不到12张照片，然后将它们拼成1张，一共8张。虽说有些讨巧，但我似乎无从选择。

出题的老师解释说，“这个计划试图研讨影像与我们生存的关系”，我很同意。翻看手边的照片，是一个重新检视这种关系的过程。我发现真正让自己不舍的照片，大部分都是私人性的，即看到它就能回忆起某个私人环境或者空间的照片。就像上面的这张，看到它，我似乎就能闻到三亚蜈之洲岛海面空气中咸咸的味道，能听到夕阳下海浪的声响，脑海中会浮现出嘟嘟没在浪花中的身影……有时，我甚至会觉得，相对那些在新闻现场以及城市角落按动快门的活动而言，私人摄影之于我的意义会更大一些。

所幸这只是一个模拟试题，我不用在未来的某天可怜巴巴地坐在太空船上翻看手里的几张照片。但当我进入迟暮之年，这些照片真的能帮助我去回忆自己的一生吗？在那些渐渐褪去的色彩里，是否还存在着已经被记忆忽略的细节？去往天国的路上，我希望带一打永不褪色的照片。

2006年4月，北京旧鼓楼大街，夜里打羽毛球的男人。
Minox GT, Kodak Tri-X, developed by D76 (1+1).

2005年冬，北京什刹海旁。
Canon Powershot S30.

2005年冬，北京崇文门附近。
Nikon D2H, 17-35mm/f2.8.

最近在整理以前的照片，发现了躲在硬盘角落里的它们。恍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

最后一班地铁，人们都下车了……
Minox GT, Kodak Tri-X, D76(1+1)

在末班地铁上睡觉的人。
HOLGA, 过期Kodak 400VC。